4.8《套中人》读后（鲁人必修2）.docVIP

有时，“好人”比坏人更坏 ——读《装在套子里的人》有感 记得徐志摩曾打过一个比方，大意是说，读一篇好文章就像嚼一枚青涩的橄榄，初时甚觉枯燥艰深，但耐住性子细嚼就会品出它的无限风味，令人齿颊留香，回味悠长。 我读契诃夫的《装在套子里的人》，从第一次开始迄今也有十几年了，阅读感受也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最先是觉得别里柯夫可笑、可恨、可悲、可怜，继而发现专制政权的残暴冷酷，再后来痛心于民众的驯顺隐忍……而如今呢，我竟突然发现，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别里柯夫才是真正值得现代文明社会公众效法的“坏人”，而那些自称受他辖制迫害的“好人”才恰恰应被我们指责，甚至唾弃！或者可以说，真正把社会风气搞坏的，其实不是别里柯夫这些人，而正是这些所谓问心无愧的“好人”们。 何出此言呢？！ 文中有一点是大家都明确认识到的——别里柯夫和他周边的人群（如他的中学同事——即故事讲述者“我”——布尔金等人），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生活上都是尖锐对立的。人们对别里柯夫是既恨又怕，都巴不得他早点死掉；别里柯夫对别人也同样充满恐惧和憎恶，若非迫不得已，他也是绝对不愿和其他人相交往的。有趣的是，这样截然相反的两类人，无论是别里柯夫也好，还是他的那些“对头”们如布尔金也好，莫不将自己定位为光明磊落的“好人”——别里柯夫说“我的举动素来在各方面都称得起是正人君子”，布尔金说“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思想的、很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陶冶”。他们这样自我评价时都是理直气壮、毫无愧色的，一点也不认为自己说了昧良心的话。那么对我们来说，到底谁才配得上“好人”的称谓呢？ 我认为，评判一个“好人”，至少应该具备如下三条标准： 要有坚定的道德信念，敢于和破坏这种信念的“恶人”据理力争，甚至大打出手、拳脚相加； 不论自身境况如何，都应该勇于兼济天下，普度众生，而不是畏缩退避，独善其身； 不仅应心存善念，更应身体力行，重动机，更重结果。 我敢断言，凡是不符合这三条标准的，无论他怎么自我标榜，大言不惭，都脱不了暴露其假好人、伪君子的本相。 我们就以此为准绳，衡量一下别里柯夫和他周围的人们，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好人”吧。 首先，从坚持信念上来讲，别里柯夫信奉的是政府的法律政令和上司的态度、指示，布尔金等人信奉的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然而，别里柯夫为了自己的信念可以拖着孱弱之躯和陌生人辩论，为此不惜和同事翻脸，真正做到了笑骂由人，我心如一；而布尔金等人呢，空抱着崇高的道义和理想，遇一点现实阻力就被人“降服”，违心地背弃了自己的信念和良知，这样的人也配侈谈“有思想、正派”吗？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的怯懦和自私，才默许和纵容了恶人和坏事的层出不穷，即使说他们是助纣为虐似乎也不为过。 其次，别里柯夫明知未来的内弟科瓦连科非常讨厌自己，可他在自身道德感和责任心的驱使之下，还是硬着头皮去登门造访，郑重表达对科瓦连科的劝诫和担忧，丝毫不顾这会招致对方多大的反感；而包括“我”在内的小城其他人呢，他们躲在自己虚伪的“善心”幌子下，提心吊胆，不敢交朋友，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他们的卑怯，比起别里柯夫相去何止以道里计。而这，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有事实为证，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着一位叫马丁·尼莫拉的德国新教牧师（尼莫拉曾是纳粹的受害者）留下的发人深省的短诗：“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著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又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还是没有说话—— 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最后，无论古今中外，“好人”总有一些聊以自慰的空洞口号为自己的自私胆怯做遮羞布，用自己“善良”的动机代替实实在在的为善的行动。就像他们常说的，“不作恶即是行善”。其实这是大谬，即如你路见不平，“想”拔刀相助，这就能证明你是好人了吗？小城中的人们甘于平庸委琐的生活，为一点私利而放弃了人生中许多快乐和幸福，但他们却从不自责，只心安理得地将一切归咎于别里柯夫“套子”的辖制；而别里柯夫在科瓦连科那里蒙受了人生中最大的羞辱，他又何曾诿过于谁吗？他只是跑回了家绝食而死！两相对照，我觉得别里柯夫真比小城里其他那些以“正派”自诩的人们有骨气的多。何况，别里柯夫死了之后，按理说那些受他辖制的“好人”们本该可以自由呼吸、扬眉吐气了吧，可事实是他们的生活很快就恢复了一潭死水的老样子，难道这也能归罪到别里柯夫的鬼魂上去？ 专制统治确实残酷暴虐，英国有位思想家曾说“专制使人沉默”，但这责任不能只推给君主皇帝；鲁迅先生也曾说过，暴君之所以能够恣意妄为、生杀予夺，是因为他的治下有太多的奴才和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