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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恶意欠薪入罪 　　摘 要：《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一条规定了恶意欠薪罪，阐述恶意欠薪入罪的社会基础。评析恶意欠薪入罪的利与弊，把握恶意欠薪罪“情节恶劣”和“造成严重后果”的情节，认定恶意欠薪罪在司法实践存在的困惑，本文试图从以上四方面展开探讨，希冀对司法实务有借鉴意义。 　　一、恶意欠薪入罪的社会基础 　　恶意欠薪行为列入刑法调控的范畴，是对当前农民工讨薪难、维权难的有力救济。欠薪是民生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恶意欠薪行为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产生了诸多的不稳定因素和带来了许多集体上访事件，这与当前提倡的构建和谐社会，加大社会矛盾化解的中心工作背道而驰。当前劳动行政部门难以驾驭大量的劳资纠纷，劳动行政部门处理欠薪事件的手段单一。一些单位和个人违背诚信的原则，农民工等弱势群体讨薪渠道难以畅通，讨薪成本高，维权道路曲折，最终酿成了许多农民工讨薪过程的过激行为，这深刻体现了社会弱势群体对现实社会的焦虑和无奈，从侧面诠释了弱势群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苍白无力。在我国，尽管《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对用人单位的欠薪违法行为都有明确规定，包括要求欠薪者承担违约责任，对恶意欠薪的企业予以行政处罚，工商行政部分对恶意欠薪者，经教育不改的吊销营业执照等等。在讨薪实践中，各级工会和维权组织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我国作为了一个人口大国，每年有几千万外出务工人员，这样一支庞大务工队伍的合法权益靠工会和劳动行政部门维来保障也略显单薄。当欠薪的民事纠纷反复演变成社会集体事件时，立法者需重新审视民事法律是否能够调节当前恶意欠薪问题。“当一部门法不能充分保护某种法益时，才由刑法保护；只有当一部门法还不足以抑止某种危害行为时，才由刑法禁止。国家有许多部门法，需要保护的法益首先由部门法来保护。反之只有当一般部门法不能充分保护法益时，才需要刑法保护。”［1］正如日本刑法学者平野龙一认为：“即使行为侵害或威胁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须动用刑法。可能的话，采取其他社会统制手段（如私刑）过于强烈，有代之以刑法的必要时，才可以动用刑法。这叫刑法的补充性或者谦抑性。［2］当然立法者希冀刑法来调控恶意欠薪的行为会考虑行为的危险性，恶意欠薪从本质上是一种合同违约行为,是发生在民事领域中的一种私法调节的范畴。恶意欠薪的行为社会危害性到底有多严重,是否必须刑法来调控。法律来自生活实践,当前的恶意欠薪行为严重危害到整个弱势群体的利益,如果不解决将可能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当劳动行政法规无法驾驭错综复杂的恶意欠薪事件时，由刑法来调控成为必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对于惩治恶意欠薪行为都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如我国香港特区政府去年公布的《雇佣（修订）条例草案》，规定了雇主蓄意欠薪最高可罚35万港元和监禁3年的处罚，我国新加波等国，拖欠员工工资的，情节严重的会被判刑。 　　二、恶意欠薪入罪的利弊 　　第一，刑法的强制方法主要是刑罚，而“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3］所以，应当限制而不是扩张刑罚的适用。恶意欠薪罪列入刑法的条文，这意味着当发生单位或者个人，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时，讨薪者只需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追究恶意欠薪者的刑事责任。这虽然能够在很多程度上威慑恶意欠薪者及时向被欠薪者支付所欠劳务报酬。但是，作为一个法治国家，如果公权力插手大量的民事纠纷，公权力越大就意味着法治进程步伐越缓慢。在能够通过其他方法实现法益保护时，务必放弃刑罚。同样，在工会、劳动行政部门能够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时，动用公权力来保护民事劳动纠纷，虽暂时能解决讨薪难、欠薪难的问题；但这给普通老百姓传递了一信号，普通的民事纠纷不再寄托人民法院的裁判，而是渴望行政公权力的救济。当国民不再信仰法律，不再遵守法律的规则时，而是一心迷恋公共权力的保护，那只会导致上访人群不断攀升，行政机关工作压力急剧膨胀。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本是劳动行政部门的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一条：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一）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在今年的5月5日，重庆警方全副武装，端着冲锋枪帮讨薪者讨回了务工费，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当前建筑行业，劳动密集行业，农民工合法权益无法通过民事渠道得到有力的保护。恶意欠薪入罪顺应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第二，《劳动法》第91条规定：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三种措施。总的来说，劳动法规的处理方式单一、缺乏刚性。再有就是诉讼时间长，法律规定劳动争议案件仲裁是诉讼的前置程序，对于劳动者没有精力面对一裁两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