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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完美地方立法听证制度 　　我国于上世纪末开始引入立法听证的有关做法，1999年9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就《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举行听证会，开地方立法听证先河。2000年立法法实施，正式把立法听证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此后各地结合地方实际，就建立和完善地方立法听证制度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很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反响。但由于立法听证制度引入我国时间不长，也缺乏国家立法系统规范，无论在听证范围、组织程序、过程监督还是结果运用等方面都存在一定不足。本文试从分析当前立法听证工作中几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入手，就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地方立法听证制度提出一些浅见。 　　一、当前地方立法听证中的突出问题 　　第一，法律依据不够完善。目前地方人大多以立法法第三十四条和五十八条作为本地制定立法听证规则的主要法律依据，但事实上立法法这两条规定是针对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相关立法行为所做的具体规范，其调整对象并不明确指向地方立法机构的听证活动。虽然地方人大可以据此“参照”适用，但立法制度作为一项根本性制度，如果缺乏明确法律依据难免使其权威性有所欠缺。而且国家立法的缺失，一方面导致各地的立法听证规则随意性很大，制度设计千差万别，科学性、合理性存在不足；另一方面又由于没有明确的依据和目标，使各地在具体程序和规定上步子不敢迈得太大，很难有实质性的突破和创新。 　　第二，听证范围不够明确。目前各地对应当听证的法规一般表述为“涉及本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的”、“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有重大影响，社会普遍关注的”、“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等类似条款，用语模糊，弹性较大，往往使人难以仅据规则本身判断一项具体法规是否适用听证程序。究竟是否有重大影响，是否属于社会普遍关注，都只能由立法机关主观判定。而且，各地听证规则中对遇有适用事项时是否召开听证会也普遍使用“可以”这一弹性表述，从而进一步使启动听证程序的主动权归属于立法机关。而一旦是否启动听证程序只取决于立法机关的主观意愿，“听不听、怎么听、听什么”都完全由立法机关主导，就可能违背推进立法民主化、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的初衷。 　　第三，听证陈述人遴选程序不够合理。立法听证是社会不同阶层利益表达和协调的重要渠道，这一渠道能否做到公平公正、顺畅有效，听证陈述人遴选是关键因素之一。如果没有规范合理的遴选机制，不仅难以达到听证制度设立的初衷，有时甚至适得其反，使听证成为利益集团或少数人操纵立法的合法工具，损害群众利益。目前我国各地立法听证规则中有的没有专门规定遴选程序或只有原则性规定，有的规定明显不够合理，较典型的如“以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遴选代表”、“由听证组织者根据公正、合理、平等的原则遴选”等，或简单机械，或有失公平公正。正是由于遴选环节存在疏漏，导致一些地方的立法听证会，异变为主办方自编自导、听证陈述人意见高度一致的“表演会”，与主办方意见不一致的普通群众、专家学者大都被剥夺了表达意见的机会。如此听证不仅极大伤害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活动的积极性，更会损害立法听证制度的公信力。 　　第四，听证结果处理不够规范。不少地方的立法听证规则都规定了听证结束后应当制作听证报告，有的还对报告格式、内容等作出了规定。但对听证报告的效力及其应用，普遍没有作出实质性要求，最多只规定印发有关部门或常委会组成人员参考了事。这种“为听证而听证”、“只听不证”的做法，对听证意见缺乏应有的尊重，导致很多情况下听证基本流于形式，或者只是为地方立法活动提供了一堆零碎素材。这不仅使立法听证对推进民主立法、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的实质性作用难以发挥，同样极易挫伤社会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活动的热情。 　　在各地立法听证实践中，除上述问题外还存在一些其他不足，如听证参加人的权利保护问题、专家协助公众参与问题、立法信息公开问题等。这些问题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方立法听证制度作用的发挥。 　　二、完善地方立法听证制度的若干建议 　　第一，制定全国性立法听证规则。如上文所述，立法制度不同于一般制度，仅以地方性法规或规章来规范权威性及合法性不足。从国外法治相对成熟的国家来看，其立法听证各项原则、制度的主要依据基本都源于全国性法律。这些国家或在国会议事规则中以专章详尽叙述听证依据、程序和方法，或在此之外专门立法对听证范围、基本原则、启动方式、具体程序、结果反馈与运用等内容作出规定，规范听证活动开展。以我国目前情况而言，进行全国性立法的条件应当说已基本具备。自立法听证制度引入我国以来，在省级层面绝大多数省市人大或政府已进行过立法听证实践或制定了专门的立法听证规则，各有立法权的较大市也对立法听证有了一定的实践和探索。如江苏省南京、无锡、苏州、徐州等市都已先后举行过多次立法听证会，有的还专门制定了立法听证规则。尽管很多地方的听证规则还不甚完善，内容还有所缺失，组织的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