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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民国时期邹平乡村建设成就 　　[摘要] 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在县政改革的基础上,以乡学村学为中心,较全面的推行乡村合作、乡村自卫和乡村卫生事业,创造了闻名中外的“邹平模式”。对于这种“用教育文化改造农村”的模式取得的成就,必须客观对待。 　　[关键词] 民国 邹平 乡村建设 成就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建立后,即开始进行乡村建设实验。该院于1931年3月、1933年7月、1935年7月分别开辟邹平、菏泽、济宁实验区。邹平是研究院驻地,三等县且民风淳朴、没有大地主、社会较稳定、较易管理,所以成为实验首选地。 　　实验分两阶段:①1931年3月至1933年7月为第一个阶段,乡村建设初级实验阶段,主要为试办乡农学校。在全县十四乡内创办了十三所乡学;其中县政府所在地――首善乡,设立实验小学;较大的村或几个村联合设立村学,其他设立村小学。②1933年7月1日后为第二个阶段,高级实验阶段,主要为改革县政。县政府:裁局设科、合署办公,设立辅助机构;地方上取消区、乡、镇各级行政机关而代之以村学乡学。原7区157个乡镇一律撤销,设14乡,地方自治组织定为乡、村、闾、邻四级。邹平驶入按照乡村建设理论进行实验的快车道。 　　1932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全国内政会议,邀请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实验领袖参加,通过了县政改革方案、地方自治改革案,“准许各省设立一至四个县的社会政治改进区,可不受中央和省政府法规约束,并且可以截留50%地方收入作为实验经费。”这打破了困扰邹平乡村实验的制度、法律和经费的枷锁,使实验主方向由办乡学村学转向改革县政。 　　一、合作经济事业 　　邹平根据乡村需要,积极组织农业合作社,积极组织金融流通处来活跃农村的经济。1932年,划县南部1-5乡为林业改进区、6-13乡划为棉业改进区,通过农产品展览会、农场实验、表征示范进行推广和组织合作社推广农业改良。1935年7月,县政府成立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加大对合作事业指导。“1936年,全县共有美棉运销、蚕业产销、林业生产、信用庄仓、信用、购买等6种合作社,307所,共有社员8828户。此外,还办过机织合作社和蜂蜜合作社。” 　　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1932年,研究院在霍家坡乡农学校成立美棉合作社总社,社员有219户,于鲁溪、高赞非、济南民生银行董鹏博及15个分社社长共25人出席会议,选举社务委员3人,总理社务。初期指导机关是研究院农场,后期是研究院、邹平县联合组成的合作事业指导处。 　　凡加入合作社的社员,一律植脱字美棉,所用棉种概由总社供给。合作社社员有种棉困难,可由合作社提供贷款或棉种,一般一亩地分春秋两季各可贷5元,利息不到私人的一半。1933年、1934年、1935年,合作社分别向中国银行贷款5000元、2.5万元、25万元。 　　因质量好,联合价格高,栽植规模不断。1932年仅有15个分社,15村,219人,667亩地;1933年发展到20个社,35村,306人,3464亩;1934年达到213个社,225村,5875人,41283亩;1935年3月棉种籽在县外销售36万斤,县内售出4.2万斤,尚存10余万斤,收入10606元;1936年,棉田达到42453亩,可见盛况之大。后期为保证粮食生产,实验县政府不得不规定,只有土地能够保证口粮的农户才允许种植美棉,才给予贷款棉种等。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棉花发展,有利于土地多的地主,引起很多贫苦农民的不满,为后世的研究者所诟病。 　　金融流通处。当时邹平,各钱庄、商号所从事的主要金融业务就是向农村放高利贷以盘剥取利。为了免除税收征收时挪用弊端,减少资金流失,减少农村资金缺乏的痛苦,减少高利贷对农民盘剥,增进百姓和政府、研究院之间感情,设立邹平县农村金融流通处。 　　1933年8月设立,由县政府第三科科长郝宝书兼任主任,因没有资金无法向农村放贷,只是负责征收赋税和储存的县金库;1934年,在研究院的命令下,县府承诺三年分期拨款10万,先行拨给3万元,连同上年利息1702.76元,共31702.76元;1935年,陈道传任该处经理,向中国银行借款300多万元,其他借款50万,发行纸币200多万元,直接支持邹平、菏泽、济宁等合作社建立;1936年,该处得到大的发展;1937年,该处改名为邹平合作金库,日本入侵山东时,县府员工、警察将库里的现金瓜分。 　　乡村放款主要包括①信用合作社放款。1934年25处,社员370人,股金共1006元,共贷6170元②仓庄合作社放款,1933年50处,贷给3000余元;1935年147处,社员9465人③特种放款,在农产品价格低的时候辅助农民渡过难关的一种贷款,1935年,对40余户,贷出清理7000元。截止“1936年6月30日,流通处共放贷款85584元,其中商号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