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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孩子的文化英雄 　　“菊花如何夜行军”之四 　　 　　二叔那一辈的美浓大学生，是我镇历史上最紧跟现代流行的一群后生。他们疯电影、迷美国流行文化，成群结队游乐，弄来手提电唱机，架在秋收的晒谷场中央，大伙儿围着跳舞。寒夜在烟楼掌火，他们是我镇历史上仅有的纨绔子弟，烟草经济的宠儿。 　　 　　我的后殖民童年记忆的封面，是二叔听着美国灵魂乐歌手Otis Redding的 (Sittin’ on) The Dock of the Bay，眯着眼、蹙着眉、嘟着嘴、耸着肩，双手摆胸前，摇着牛仔裤紧裹的屁股，随着慵懒的拍浪节奏，跳着他称霸舞会的黑人舞步。我偷偷记住那张红胶唱片的封面；暑假结束二叔要回到远远的基隆，念那所被他当成舞蹈学校的海洋大学，那间土砖书房里的电唱机与唱片，就变成我的专属世界了。二叔跳舞的样子，他吹嘘的舞会，我没有兴趣，但那唱片一播，哦，立刻有种东西要冲出身体，真像香蕉园里雨后的泥土，蚯蚓、蜈蚣还有一堆莫名其妙的昆虫在蠢蠢窜动！ 　　我心里按着新发现的喜悦 　　1973年，我还不会英文，没关系！那些封面很好记，都是阿米仔（我们那一带对美国人的称呼）夸张、爱现、沉醉的表情。我迷上摇滚乐团The Doors的Light My Fire，放牛时哼着歌中的电风琴短旋律给九岁的童年听，牛的踩步变鼓点，天空不再寂寞。 　　后来又发现José Feliciano的翻唱曲，灵巧地把本来歌中的狂喜塞进好几丈深的阴郁中；原来情绪可以像母亲拿手的芋头?{，一口下去，味道变化有好几层。我心里按着这些新发现的喜悦秘密，无人可讲，好像母亲的心事或她刚腌制的酱菜，只能先搁在最里面的角落。 　　二叔放假回来，顺便就把听腻、听不喜欢或退流行的唱片带回家。他走后我就一张一张放，记住有意思的唱片。二叔都听排行榜的美国流行歌，有些歌很无聊，譬如Knock Three Times，什么敲三下，被布袋戏改成醉弥勒的喝酒歌，同样无聊。有些歌会在心上跺脚印，譬如日升之屋，House of the Rising Sun，动物合唱团的那个版本，被布袋戏唱成孝女白琴的送葬歌，不大相干，但还是很揪心。Beatles的歌当然少不了，那首昨日Yesterday的改编本真多！最讨厌波尔玛莉大乐团的改编本，轻得像鹅身上掉下来的碎羽毛。 　　二叔毕业，按学科，应该跑船，但他喜欢有阿米仔的热闹地方。希尔顿饭店刚落脚台北，他跑去应征，一试便中。二叔口才好，人来疯，善长人际关系表演，头发自然卷，带点暗红，胡须又多，中学起便被称为荷兰仔；他也真喜欢这称号。他的自我影像一定是阿米仔，我想，像Tom Jones之类的性感流行歌手，随便几首歌，女歌迷就会把奶罩、小内裤扔上来的那种。 　　二叔很快就干上了经理级，听说小费很多，那时他已不买唱片了。 　　 　　二叔那一辈的美浓大学生 　　二叔出生时日本刚退出台湾，韩战爆发第二年他念小学，美国在台湾撑起保护伞，他们是第一批吃美援馒头、啃美援饼干、穿美援面粉袋内裤的小学生。国共两党的关系进入冷战，美军顾问团进驻台湾，美军电台成天播送美国流行音乐。二叔念大学时，模仿、翻唱美国流行乐的歌手、乐团纷纷冒出头。回家若看到我沉在电视布袋戏或卡通里，他准会骂声没水平，然后正义凛然地把频道转给余光主持的《青春旋律》，等张艾嘉、胡茵梦、苏芮出来美美地翻唱英文歌。 　　当然，流行乐对念大学没帮助。送二叔上大学，靠的是父母亲带着全家种烟草。70年代是美浓烟草经济的黄金时期，产量占全台湾1/4。冬天一到，整个美浓平原乌绿一片，一两万人忙进忙出，几千栋烟楼日夜烤烟。 　　烟草产值较稻米高，但劳动力需求大、工时长，生产过程与售价受政府严格监控。父母那辈的烟农称烟业为“冤业”，无不希望孩子把书念好，将来坐横桌办公，因此能念上大学的，最有资格享受家里的辛苦资源，况且他们还让家里在地方上这么有面子。 　　二叔是我家第一位大学生，受父亲及祖父疼爱，物质欲最不受压抑。想要有电唱机跟上流行？好，去买。想载女同学没摩托车？好，去牵。二叔那一辈的美浓大学生，是我镇历史上最紧跟现代流行的一群后生。 　　他们疯电影、迷美国流行文化，成群结队游乐。当然，家里的农事他们还是得帮。于是二叔他们弄来手提电唱机，架在晒谷场中央，大伙儿围着跳舞。寒夜在烟楼掌火，他们听着美军电台的摇滚乐节目，把偷来的鸡、摸来的狗煮成下酒的宵夜。他们是我镇历史上仅有的纨绔子弟，烟草经济的宠儿。 　　二叔是我们这些土孩子眼中的文化英雄，他每年寒暑假回来是大事。若他兴致刚好，会在土砖书房召见我们，用电唱机为大家播放最近买的唱片，讲解最新的流行观点。“你们听，那黑人嗓音，拉得多漂亮！”为了说明黑人音乐如何纠结灵魂，他会仰头眯眼、双手抓心。“还有那节奏，碰！碰！碰！”二叔讲着讲着，就唱跳了起来。我们这些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