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济安与卞之琳.docVIP

夏济安与卞之琳 　　1943年，夏济安不堪忍受上海的日伪统治，辗转奔赴内地。1945年秋，流落于昆明的他，得到机会进入西南联合大学担任英文教员，他所教授的课程是大一英文（H组）。在西南联大短暂的一年里，与夏济安过从甚密的是英文系的卞之琳和钱学熙。卞之琳1940年8月进入西南联大，1943年晋升副教授，他也是当时外文系唯一的副教授。1940年，上海的《西洋文学》月刊曾经连载了卞之琳译法国作家贡斯当的《阿道尔夫》，夏济安正是该刊的重要组稿人之一，他对卞之琳并不陌生。其实早在1937年春，卞之琳借住李健吾在暨南大学的家中时，受到他的怂恿，仅用了一个星期，就译出了这部小说。《西洋文学》创刊后，李健吾受邀担任了名誉编辑，他也在该刊译介了福楼拜的长篇小说《情感教育》之一章，卞之琳的译作也是他拿来发表的。卞之琳与夏济安相识时，他正在狂热地追求张充和，张氏曾在苏州师从沈传芷学习昆曲。夏济安没有见过她，有一次，卞之琳拿出珍藏的张充和所唱自灌唱片给夏济安听，夏济安觉得她唱得美极了，并对昆曲发生了兴趣。夏济安当时爱上了一个名叫李彦的女学生，但是他与卞之琳却都遭遇了感情上的挫败。钱学熙比他们年长，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翻译家，他在1943年8月进入西南联大。在联大任教时，夏济安与钱学熙同居一室，由于钱学熙早已成家，每当夏济安遇到情感的困惑，总是向钱学熙倾诉。 　　夏济安之所以能与卞之琳相交，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他们都遇到了情感的问题。卞之琳追求张充和失败后，曾意志消沉，想随随便便结婚，钱学熙批评他是放弃理想、贪求温暖的消极人生态度。夏济安亦感慨，“像卞之琳这样有天分有教养的人，尚且会放弃理想，足见追求理想之难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我的悲观就在这一点”。夏济安所引语出《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本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十六字心传”，夏济安只关注前两句，感慨人心、道心的不可预测，足见他对于人生的悲观态度。在钱学熙的开导之下，夏济安才逐渐开始正视人生，接受人生的现实。1946年除夕，夏济安与钱学熙、卞之琳、顾寿观同聚共饮，卞之琳酒后发牢骚：“少年掉牙自己会长，中年脱牙没法长全，少年失恋容易补缺，中年失恋才真悲伤。我平生只有单恋，并无恋爱，不足挂齿。今天我可以说一句：我并不在单恋，一切只待上帝安排。”夏济安与卞之琳的不同在于，他对感情一向不主动，“一切只待上帝安排”，大致也显露了他的人生态度。他的雄心是要成为全国英文写作的第一人，所以，在这方面用功颇多。在西南联大，他拟定了几个英文小说创作的计划，其中有一部小说名为《教授》（The Professor），主人公取李姓，则是因为心上人李彦的缘故。1946年5月，李彦决心转至北大外语系，但由于她的成绩不够转系的标准，曾托夏济安帮忙，夏济安约卞之琳去向负责北大外语系审查资格的冯承植教授说项。在离开联大前夕，由于鲁莽和唐突的表白，夏济安的这段感情经历宣告破裂了。 　　卞之琳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即有诗名，他在1941年又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山山水水》，在创作上是夏济安的前辈，夏济安对他也是钦佩的。夏济安的英文小说《丑闻》（Infamy）第一章写成后，曾让卞之琳、钱学熙评点，听了他们评价，夏济安才意识到自己的创作存在问题，虽然写作的速度较快，效率也比较高，但是却存在两大缺陷：（一）观察方面，尚不能深入；（二）太喜欢卖弄文笔，反影响小说本身。他的小说本意并非讽刺，但卞之琳和钱学熙读后都觉得是漫画式的讽刺文字，经过卞、钱的指导，夏济安渐知文章的正轨之所在。 　　另外，夏济安与卞之琳也有共同的阅读趣味。1946年，卞之琳从昆明街头美国大兵兜售的英文书里购得一本《时代》杂志，从中得知美国名作家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新近出版了一本走红的小说《紫罗兰姑娘》（Prater Violet），后来，他又在《哈泼市场》（Harper’s Bazaar）中读到了这部中篇小说，很喜欢，一口气将它译成了中文，但后来得知有删节。夏济安也读了这部小说，他称之为《维也纳的卖花姑娘》，他还将伊舍伍德与毛姆作对比，认为“Isherwood之文字的确生动，唯其小说作法还是像Maugham（毛姆），用第一人称，所描写的人物，只限于作者所接触的，而多用对白小动作传神。世上许多为他所接触不到的人，他就不能写，而且他亦不能钻到人物心里去详细描写――因有时心理活动，不一定有言语或动作表?F的。和Maugham不同处为Isherwood乃一天真忠厚好人，Maugham乃一老奸巨猾，对世界的看法两人就不一样”。这可以看出夏济安对小说创作中心理描写的重视，后来，他在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里找到了认同感。夏济安回到在上海后，在Kelly Walsh（别发印书局）买到了英文本《紫罗兰姑娘》，别发印书局隶属别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