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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媒生态位特征剖析 　　摘 要：在文化“全球化”的当下，信息文化的同质化现象日趋严重，使得媒介的时代记录特性呈现出“千篇一律”的病态。那么，身处如此的媒介生态环境中，《南方周末》要如何体现出自我记录时代进程的社会历史意义？本文从这一问题出发，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南方周末》的媒介生态位特征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从而全面的审视该报在当下媒介生态环境中的生存现状，并试图给出一条适合未来发展的可行之路。 　　关键词：《南方周末》；媒介生态；生态位 　　中图分类号：G25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9-0065-02 　　当“技术中心论”在西方人文主义者的反思中逐渐失去其合理性之际，对于技术生态的需求就成为现代人走出技术恐惧与困境的合理想象。于是，“生态”一词逐渐受到各领域的广泛关注。对于媒介研究来说，媒介生态的提出则代表着媒介研究中思维方式及价值判断的转向——我们感兴趣的不再仅仅是媒介，还有媒介和人类之间的互动给予文化以特性的方式，即帮助文化保持象征意义的平衡[1]。从媒介生态学来看，“任何一种媒介都必然有其特殊的生态位，亦即有其特殊的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和条件，以及它在这一状态下的特有行为和作用。[2]”也就是说，生存和发展所依靠的生态环境的特殊性直接作用于某种媒介并对其产生影响，从而形成特有的具有辨识性的特征。“生态位”这一源自生态学理论的术语，意指“在一个大的生态系统或生态群落中，某一个物种实际上或潜在的能够占据的生存空间和地位。[3]”本文正是受此启发，欲从生态位的角度关照报业的生存态势和现状，选择独具个性的《南方周末》为例，试图通过对其生态位特征的分析为其勾勒出目前的生存态势以供参考。 　　一、宏观生态位分析 　　法国批评家丹纳说：“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4]”而为《南方周末》提供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条件的宏观生态位，其变化则决定着影响《南方周末》发展的媒介外生态因素。这一因素的作用可以从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三方面考虑。 　　（一）政治生态 　　媒介系统与政治系统历来关系密切，明显地表现为：“政治系统的有序运行有赖于媒介系统的参与，媒介功能的发挥也会直接地影响到政治系统的运行。在现代系统中，媒介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系统的制约。[3]” 　　从体制方面来看，随着我国新闻体制改革的深入，媒介与政治的结缘已经繁衍出一个新的相对自由的政治运作的生态空间。在这一深入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边缘突破性[5]”提供了一种历史契机，使得最初《南方周末》可以作为《南方日报》的增刊而在其“边缘地带”得以栖身。从政策方面来看，党的十六大以来，一再强调加强舆论监督，大力倡导：“公众知情是前提条件，信息透明才能保证监督有效，曝光是关键手段[3]”然而，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舆论空间”至今尚未形成，因此现有的众多舆论监督难免避重就轻。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认为：“社会中大多数人相对来说只是一群沉默的大众，他们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他们在话语世界中基本上是失语的。[6]”这样一种政治生态环境中存在的症候即为《南方周末》以“正义、良知、爱心”为诉求以及“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呐喊提供了存在的现实意义与价值。 　　（二）经济生态 　　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认为：“一种可以称之为‘集群’（clusters）的因素在支配着当今世界的经济地图。”所谓“集群”，波特解释为：“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7]”所以，从媒介生态空间角度来看，《南方周末》生存在“广州报业”这一集群中。“广州报业”自身的优势地位使生存其中的各成员在同其它集群成员的竞争中具有了“略胜一筹”的竞争资本。同时，集群中各成员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在经济越发具有动态性的当下，成员间良性“竞合”，持续创新，成为“集群生存”的优势所在。从全国的经济生态环境来看，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渐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更迭。传媒业也逐渐走上市场化道路，媒体需要自负盈亏。于是，在经济生态圈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开始影响传媒生态格局。 　　就区域经济生态环境来看，《南方周末》根植于广东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以及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南方报业集团，先天的“优生性”为其发展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可以看到，《南方周末》扩展的过程正好契合于广东经济腾飞的阶段，经济上的强势地位，为该报的成长壮大给予了充足的养料。当下，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国外媒体纷纷涌入以及国内媒体不断增生使得《南方周末》从前所享有的营养资源正在被分食，“蛋糕”越分越小，从而促使其必须开拓新的生存空间——以错位策略走“独家”之路。 　　（三）文化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