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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后期诗文理论之剖析 　　摘要：袁宏道是晚明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以他为核心的公安派文人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力主以心为师、“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观念。袁宏道的思想在万历二十八年发生了急遽的变化，本文具体分析了他后期诗文理论的具体内容，及其尚“淡”，尚“质”，追求浑厚蕴藉的风格。 　　关键词：袁宏道诗文理论浑厚蕴藉 　　在晚明诗文革新运动中，袁宏道作为公安派的主将，以其锐利的目光、直率的语言道出文坛积弊之所在，并与之针锋相对，一扫文坛之摹拟之风。他的诗文理论是公安派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打破了复古派一统天下的局面，对明代和后来文学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笔者通过对袁宏道诗文理论的研究，强烈感受到他思想转换的脉络。作为晚明文学革新时期最具有影响力的理论，袁宏道的诗文理论是一定的时代思潮、学术文化、自身天赋及成长经历等诸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前行的发展完善的过程，表现为中郎由任性狂傲到淡定自适。在这一过程中，中郎始终坚守“自由”和“真”的信念，用充满才情之笔，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在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绽放出独特的光芒。 　　一、倡“淡” 　　万历二十九年之前，中郎受王学左派和禅宗影响颇深，又直接继承李贽的“童心说”，在诗文理论上大力推行“性灵说”。对于他这一时期的作为，钱谦益曾评价说：“机锋侧出，矫枉过正，于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灭裂，风华扫地。”[1]在生命的后期，中郎深入、系统地研读了大量唐宋著作。他通过研读宋代诗文，特别是批点欧阳修、苏轼的文章，一方面为自己的诗文改革理论找到依据；另一方面也感到自己以往的文学创作过于粗率。随着生活阅历的增长和自身心境的转变，中郎开始反省以往的矫枉之论。在悼念同是公安派的好友江盈科的文中，他说： 　　进之才俊逸爽朗，务为新切，嘉、隆以来所称大家者，未见其比。但其中尚有矫枉之过，为薄俗所检点者。往时曾欲与进之言，而竟未及，是余之不忠也。然余所病，正与进之同证。[2] 　　同时在阅读了大量宋朝大家作品的基础上，他感到自己以往的诗多刻露之病，对于自己盲目的反对复古多有内疚之情。“近日始学读书，尽心观欧九、老苏、曾子固、陈同甫、陆务观诸公文集，每读一篇，心悸口，自以为未尝识字。”心态日趋沉稳平静，文风也在发生转变。小修在描述中郎文风转变时说：“盖自花源以后诗，字字鲜活，语语生动，新而老，奇而正，又进一格矣。” 　　他秉承性灵，但已由前期的矫枉趋于平淡，不再强调自我感情的真、直率是诗歌精神所在，而以“淡”为诗歌的完美状态。在写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的《叙呙氏家绳集》中，中郎明确而具体地提出了“淡”： 　　苏子瞻酷嗜陶令诗，贵其淡而适也。凡物酿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浓者不复薄，甘者不复辛，唯淡也无不可造；无不可造，是文之真变态也。风值水而漪生，日薄山而岚出，虽有顾、吴，不能设色也，淡之至也。元亮以之。东野、长江欲以人力取淡，刻露之极，遂成寒瘦。香山之率也，玉局之放也，而一累于理，一累于学，故皆望岫焉而却，其才非不至也，非淡之本色也。[3] 　　中郎以苏轼的话来阐述“淡”。苏轼曾云：“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4]他认为陶渊明、柳宗元的诗歌于淡泊中寄托着韵味，冲淡宁静，浑然天成。中郎将“淡”的审美范畴扩展到性灵说之中，认为“淡”是诗文的真性灵，而不再将直率、狂放之真作为性灵的精髓。淡与真都出于自然，真只是自然的不加修饰、缺少内涵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是激情的衍化，表现出率真疏狂的风格特征；而淡是自然有所沉淀、有所提炼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激情的蜕变，表现出物我相融、平和的风格特征。对于如何才能求得淡，中郎认为它是不可造，又无不可造的，不可以强求，而应该顺其自然。淡是不加修饰的，与真、自然相联系而生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淡”与其说是中郎所追求的一种文学风格，不如说是他所追求的最高的一种审美理想。因为淡之不可强求，中郎感慨说：“往只以精猛为工课，今始知任运亦工课。精猛是热闹，任运是冷淡，人情走热闹则易，走冷淡则难，此道之所以愈求愈远也。” 　　中郎还认为具备理想的人格才可能达到“淡”的诗文创作境界。他继承了庄子论“淡”的观点，追求一种自然而恬淡的意境。庄子曾说：“淡而无极而众美从之。”庄子认为“淡”是由自然派生出来的，是朴素的、恬淡的。中郎之“淡”也是企慕一种自然闲淡的境界，向往一种闲淡的生活。只有心境平和、恬淡，才能创作出真正“淡”之作品：“（遂溪）公以身为陶，故信心而言，皆东篱也。” 　　在晚年生活中，中郎本人即是如此。他超越了世俗生活，安居柳浪馆，看山光水色，与友泛游，读书念佛，寻求一种“韵”之理想人格： 　　大都士之有韵者，理必入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