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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稳定理事会组织架构需进一步完美 　　1999年2月，金融稳定论坛（FSF）在德国波恩成立，FSF接受G7成员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的授权，在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FSF的非正式性、松散性、缺乏广泛代表性等天然的法律缺陷日益凸显，改组计划被提上议程，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推动下，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应运而生。 　　金融稳定理事会的组织架构 　　2009年4月伦敦峰会，G20宣布将金融稳定论坛改组成为金融稳定理事会，赋予FSB更宽泛的职能，更具广泛代表性的成员及更完善的组织架构，使其能更好地实现提升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的目标。FSB的宗旨是通过在国际层面上协调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和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工作，来发展和改善有效金融监管以及其他金融政策的执行。 　　FSB的组织结构。FSB的组织结构包括全体会议、指导委员会、主席以及秘书处。全体会议是FSB的决策机构，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两次，根据协商一致的原则做出决策。指导委员会在全体会议期间，为其提供操作性指导以确保决策的制定实施。全体会议需要兼顾地区和机构功能之间的平衡来决定指导委员会的组成。FSB的主席、秘书处由全体会议任命，FSB位于国际清算银行（BIS）总部，得到其在资源上的支持。全体会议根据需要建立常设委员会和工作小组。FSB共有三个常设委员会：脆弱性评估委员会、监管合作委员会、标准执行委员会。临时性工作小组包括：跨境危机管理工作组、不合作国家工作组、薪酬工作组等。 　　FSB的法律框架与法律地位。2009年9月G20领导人签署FSB章程，使组织的制度基础正式化，建立一个拥有正式的授权和工作、决策框架和程序、固定秘书处的组织。FSB并不是一个法律实体，没有任何特权或者豁免权。FSB章程表示：“不计划创建任何法律权利与义务”，明确其自身并不具备约束力的法律效力。FSB章程是由其成员采纳的为实现其合作而签署一份非正式的没有约束力的“谅解备忘录”。学术文献中描述这类机构会用到“跨国监管网络”（TRNs），就是在超越国家层面从事金融监管合作的非正式跨国论坛。这些机构没有正式的运作模式，没有正式的法律权利与义务产生。同样，这类机构的成员资格没有正式的法律保障，其决策没有法律约束效力而只能通过同业压力来贯彻执行，本质上是“软法”的形式，通过将其运用于国内监管框架之中，使“软法”成为“硬法”，可以获得与传统监管工具相同的效果。 　　组织架构存在的问题 　　FSB作为一个超越国家层面的组织协调者，要求其在满足公共利益的前提之下发挥作用，令该组织所面临的职能、决策、资源及组织协调等相关问题极其微妙与棘手。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FSB将会面临与FSF相同的失败命运。 　　职能问题。FSB在承担其前身FSF国际标准制定职能的基础上，增加了建立对金融危机的预警体系。FSB在G20领导人、财长、央行行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根据要求准备多种主题的专家报告，扮演着由G20直接授权及安排工作的固定秘书处的角色；组织协调由经合组织（OECD）借鉴而来的同行评估程序；实现早期预警的功能，识别经济繁荣初期或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目前。FSB已经具备一定的识别功能，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机构对话及合作论坛。但根据FSB目前的治理框架，即使通过很多次峰会的讨论，没有任何一项职能能够实现的，因为组织职能太过宽泛，不可能在一个短暂的时间框架内实现。 　　决策问题。全体会议是FSB的最高决策机构，席位分配需要考虑到经济规模、金融市场活动、国家金融稳定安排等因素。章程规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两次，根据协商一致的原则做出决策，但是章程中并未明确如何实现协商一致。考虑到该组织逆周期监管的功能属性，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存在着难以解决的潜在问题，任何成员国拥有否决权都会影响到决策的有效性。对于FSB来说，如果想要有效实施逆周期监管就很难避免一些政策上不受欢迎的信息。鉴于组织的工作属性，FSB必须做出抉择，是否可以允许某个成员国拥有反对和否决大多数成员国的权利。 　　资源问题。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作为公共政策性机构，FSB的资源问题日益凸显。FSB的资源需求主要是各中央银行通过国际清算银行（BIS）的预算来满足。依靠BIS提供基础设施可以节省可观的预算，但同时也意味着FSB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受BIS自身的预算情况以及BIS理事会做出的决定制约。此外，相对于组织负责的工作量和广度，FSB的秘书处规模非常小。为了保持高标准、有效地应对不断增加的工作需求，秘书处的工作人员需要一定比例的增加。目前，90%的专业工作人员是从其他组织借调，借调期为2～3年。虽然借调工作具有相当多的优点，但同时也会失去在FSB内部培育和建立更深入的专业技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