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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真选择从福州东渡原因剖析 　　摘要：鉴真第四次东渡选择福州，是一种策略。从北路东渡，人多、物资多、路远不便，且易被官府发觉；从扬州出发东渡，官府和僧众会出来阻止；从明州出发，更会为官府、僧众挽留。选择福州，可以以应邀往南方讲律授戒为由离开明州东渡。 　　关键词：鉴真东渡；路线选择；商榷 　　中图分类号：K242；B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1)02-0101-03 　　 　　鉴真六次东渡，历时11年。六次东渡中，第三次东渡船沉舟山遭受的挫折最大，最为艰辛，可谓九死一生。幸亏明州官厅派船搭救，才得以生还，妥善安置在阿育王寺。虽然遭受很大挫折，但鉴真并没有因此而退却，而是马不停蹄应邀赴明州、越州、杭州、湖州、宣州讲律授戒，达半年之久。鉴真这次率弟子讲学、授戒，江南一带广大僧众更为鉴真广博的学识、高尚的德行所倾倒。他们总希望这位誉满江淮、名扬四方的大德高僧留在明州，传律授戒，普渡众生。当僧众觉察在明州住了一年的鉴真还要冒险东渡的意向后，千般劝解，百般挽留，劝他不要再冒生死去渡险象环生的大海。可是明州僧众的劝说，丝毫没有动摇鉴真东渡的决心。明州和越州僧人认为，鉴真之所以死心塌地东渡，祸根就是荣睿和普照两个日本和尚的“诱骗”。如果将两个日本和尚弄走，鉴真就东渡不成，抑或留在明州，抑或再回扬州。正当鉴真筹划第四次东渡之际，越州、明州僧人串通起来联名向明州官府告发，说日本僧人荣睿和普照诱骗鉴真大和尚偷渡日本，请求官府阻止。普照因民众保护，得以逃脱，而荣睿却被抓获，打入牢狱。但地方官府不好处置外国僧人，只得将荣睿带上枷锁，押送京城。 　　途中，荣睿幸得杭州僧人设计相救，才得以脱险，暗中又回到阿育王寺，回到鉴真大和尚身边。鉴真深知阿育王寺不是久留之地，必须及早离开。虽说明州是他们再行东渡的最为理想的出海港口，但众目睽睽之下，却不便在明州兴师动众买船、购物、雇人进行东渡准备，当地僧众不会不出来劝阻，官府也不会不进行干预。于是鉴真决定迅速离开明州，另选东渡港口。他当即派弟子“法进及二近事，将轻货往福州买船，具办粮用”，准备第四次东渡。鉴真为何不就近选择虽有风险，而航程较近的扬州、苏州、明州等南路出海，或者选择路程较远，但与中国交往最早而又风险较小的北路东渡日本?偏要舍近求远选择福州出海?对研究鉴真造诣颇深的著名学者葛继勇先生的《法进被派往福州之迷》一文认为：“当时福州一带与日本之间存在可以通航的路线是主要原因。”笔者对此提出异议，与葛继勇先生商榷。 　　史书记载，中国和日本早就有民间交往。从隋开皇二十二年(600)开始，日本便不断正式派遣隋使团来中国朝贡。时至唐代中日交往更为密切。整个唐王朝时期(618～907)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团19次，实际到达的16次。隋唐之际来中国的使团，最先多是走的北路。北路即渤海路，从日本至朝鲜半岛的仁川，然后直渡黄海登陆，而后西去洛阳、长安；或是沿着朝鲜半岛西岸及辽东半岛东岸，横渡渤海，在山东登州或莱州登陆，而后去洛阳、长安。这是隋代至唐初日本使节走得最多的一条线路。北路还有一条是从日本经朝鲜，由陆路直接到中国。这条路行程太远，旅途艰辛，走这条路的人不多。总的来说，北路费时长，但风险小。后来由于朝鲜半岛政治形势发生变化，高句丽、百济、新罗矛盾升级，处于敌对状态，特别是新罗统治朝鲜半岛之后，与日本关系恶化，日本至中国的北路常常受阻。从7世纪开始，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日本遣唐使便另辟蹊径，开通南路，前来中国。但南路开通后，北路依然存在。直至鉴真东渡前后，北路并没有断绝。如日本宝字七年(763)日本僧人戒融就是乘遣渤海使船回国的。唐开元二十六年(733)，日本送留学僧荣睿、普照来中国的第9次遣唐使团判官平群广成回国时，海上遇险重回中国，就是从山东半岛去渤海，同渤海国使一道回日本的。 　　尽管鉴真在明州期间中国赴日本的两条北路尚未断绝，但鉴真不选择北路的原因有二：其一，渤海路离扬州数千里，要经水路一陆路一水路一陆路折腾，耗费时日太久；而扬州临江近海，南路又早已开通，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去走北路。其二，鉴真东渡未经朝廷许可，属违法私渡，而且私渡又不是像玄奘那样，单人匹马，包裹一件，水囊一只，不引人注意，官府也不会追查。而鉴真是以僧团形式东渡，传播丰富多彩的盛唐文化的。这一次东渡从扬州出发，光是僧人、工匠和水手就有85人。虽说因为沉船遇险可能有人死亡，但《东征传》载，鉴真几次东渡，总共死亡36人，而有名有姓提及的只有荣睿、祥彦，其余的人未提及姓名。另外，经过如此磨难，也可能有些僧人、工匠看到渡海风险太大而离去。即便如此，也还有一个好几十人的庞大队伍。这么多人从明州出发，经水、陆路数千里浩浩荡荡北上，耗费漫长的时日不说，更主要是沿途地方官府的追查。一旦发现鉴真一行私自偷渡，绝不会轻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