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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攀龙易学思想浅述 　　高攀龙系明后期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在其学术思想中，易学是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高氏易学属义理一脉，但他却对其他门派持兼容包并的态度，是东林学派在易学领域进行拓展的主要驱动力。其易学思想以“简”、“易” 二字为易学之质，以“敬惧”为易学要领，以心言《易》，以《易》为我用，坚持终身修持，自有体系，已成一家之言。 　　关键词：高攀龙；易学；东林 　　 　　高攀龙(1562~1626)，先字云从，后字存之，号景逸，常州无锡人，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是明后期重要的思想家，东林书院的领袖人物之一。学术界已从多方面研究高氏的理学思想［1］，而其易学方面的成就却似乎为人所忽略。实际上，在高攀龙的学术思想中，易学是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下文试对其易学思想作初步的探讨。 　　一 　　东林书院是高攀龙的讲学重地，高氏的学问与书院的整体学术理路是难以割裂的。要研究其易学思想有必要了解其与东林易学的关联。 　　明末，东林书院由顾宪成、高攀龙等人筹资修复，主持书院事务的1604－1612年间为顾宪成，1613－1620年间为高攀龙，1621－1626年间为吴桂森。顾宪成讲学时，易学所占比重较小，至吴桂森主讲时，易学已成为首要主题，高攀龙担负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促成了其间的发展与交接。 　　高攀龙小顾宪成十二岁，于二十五岁那年闻顾氏讲学，始志于学，后又与顾氏一同讲德论道，二人之间亦师亦友。高氏受教于顾氏之处颇多，然而就易学领域而言，高氏恐从顾氏处得益甚少。诚然，顾宪成对易学很有兴趣，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他曾“博求易解，属华本素购之于周藩宗正西亭公子竹居。所得钞本，多未经见。”［2］同年，“蕲州姜汝一来学于东林，适座中论《易》。汝一言其乡人刘筠桥深明《易》道，公（顾宪成）书属丁元甫往招之。”［3］但顾宪成之易学成就在东林易学体系中所占比重不大，除吴桂森在《周易像象述》中提到“泾阳顾先生曰：‘《易》有卦名、卦画、卦序，三者玩不尽。’可为知言。”［4］对他易学方面的研求给予某种肯定外，在其他书院中人的记载中，并未留下几许痕迹。顾氏的《东林商语》中论《易》之语也寥寥可数，他学《易》似尚处于虚怀吸纳阶段。 　　高攀龙则青出于蓝而胜于兰，在他的《东林论学语》中对《易》的讲论已随处可见，诸如： 　　先生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凡忽然而觉处皆是乾。知其是而行之，便是坤道。知其不是而行，亦是坤道。” 　　彦文曰：“看来《易》中所言，只是一正一反。如此则吉，不如此则凶。”先生曰：“然。” 　　先生曰：“濂溪是读《易》而默契道体，所以作《太极图通书》，即提出‘太极’两字。读《易》者，先通《太极图通书 　　》。”［5］等等。 　　无论是教导弟子（彦文即周季纯，高攀龙门人之一），还是与友人论学、待客答疑，多有对《易》理的探讨穿插其中，可见高氏学《易》有所得，并已有一定的影响力，获得了弟子、友人、外来访客等较大范围的认可。 　　在钻研易学义理一脉的同时，高攀龙还将精研象数的钱一本隆重地迎入东林书院。顾宪成主持东林讲席时，就与钱一本有着讲学交流关系。钱氏原本主讲于经正堂，顾、钱二人时常往返于两地之间。仅年谱中记载即有：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十月，作《经正堂商语》。初，欧阳守在任，葺书院祀常郡先贤，因集士大夫讲学于经正堂，公与其会。至是，约钱、薛二公岁举之。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二月作《经正堂商语二》。……秋， 　　史际明在讲席。与吴诸公言大会不宜独烦东林，于是定丽泽约，每岁常润轮举，春以为期。而经正、明道、志矩次第及焉。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月，赴经正之会。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本?C方公后至……九月朔日送方本?C至昆陵，偕诸君子会经正堂，再会取斯堂。［6］但钱氏易学真正得以占据东林易学中的重要位置是在高氏主持书院期间。顾宪成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去世，其后书院内外交困，正急需补充中坚力量，高攀龙接受吴桂森的建议，邀请钱一本讲学东林，于是有了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的东林论《易》盛会。据张夏说：“万历癸丑冬，门人吴桂森邀过东林讲易，匝月而竟，易道明焉。”［7］从此而后，钱氏之易学风行于东林。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高攀龙复出为官，他又将书院嘱托给钱一本的得意弟子吴桂森。吴氏易学偏重象数兼及义理，东林易学就此完成了学术理路的转变或者说调整。高攀龙自身的易学修为及其与钱、吴二人之间的交流与传承是东林易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 　　 多数儒家学者论《易》时好谈义理，不屑于术数之道，甚或分立门户，排斥异己。高攀龙之易学亦属于义理一派，但他对其他易学派别之成就却并不抱有成见，反之，对其中之佼佼者多给予较高的评价，他说过：“元公、纯公之于《易》也深乎，独得其至微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