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儿科诊断学诞生.docVIP

一本《儿科诊断学》的诞生 　　我们医院的儿科李医生，他比我大十多岁，我参加工作时，他已是主治医生（当时还是沿用美国体制，医生只有住院医生和主治医生两级，主任是行政职务）。我们不在一个科，但也经常有点接触。因为他也属于“名利思想”严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列。1955年就有了译著出版。大约因为听说我也在译书，就不时到内科来找我。我有时也到儿科他的办公室去。那是在“反右”以前，日子过得还相对宽松的时候。他不是在主治医生办公室里看书，而是在儿科最里面的储备间。第一次走进他的“工作室”，我惊奇地看到：房子虽有十五六平米，但几乎堆满了衣物：有病房的卧具、被套、病人衣服，还有做卫生用的拖把、扫帚、皮靴之类的备用品。他就在靠窗的地方放了一张双斗桌和一把椅子。桌上、地上都堆着书。他说这里好，轻易没有人来，也没有电话。他在译一部儿科诊断方面的书，常常与我讨论翻译中遇到的问题。李是山西人，有点不修边幅的样子。长得五大三粗，其实是位很内秀的人。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行、楷、狂草，自成一体，几笔写意也画得很有意境。还会拉胡琴，唱上党梆子。都是无师自通的。但是我们相识时，这些对他都不重要了，除了查房、上课、出门诊，就一心扑在译书上。 　　我打成“右派”以后，很多人都自觉不自觉地离我远了，只有李还跟过去一样，好像根本没有理会这件事。 　　“文革”时，我们这些有“身份”的人首先进了“牛棚”，在单位里监督劳动。我被安排在三楼病房，负责打扫走廊和厕所。有一天，忽然发现李也成了“牛鬼”，挑着一担垃圾，从儿科病房出来。看见我微微一笑，我们就那样擦肩而过。我想他怎么会“揪”出来呢？他虽不是党员，也没有什么“身份”呀，一个普通主治医生，算不了“当权派”，说是“反动学术权威”，也有点勉强吧？但也不好问他。“牛鬼”们说话就很刺眼，也是很危险的。到处都是警惕的眼睛。我们只是偶然在走廊上见到，交换一个眼神。那天我下楼，他上楼，忽然塞给我一个纸条，把我吓了一跳。幸好周围没有人。悄悄打开一看，他说《儿科诊断学》按新版译完了，现在重校全稿，有些地方要与我商量一下。后面是英文原文和他的问题。我想还是在家的好，白天由你斗争，下班回家，总还有自己的一片天地，还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这天下午快下班时，李抱着一个用病房被单包起的大包，从儿科病房出来，对我说：“老王，跟我来一下，有任务。”我看他这样旁若无人地叫我，就知是“奉”了“旨”的。他一边走，一边说：“去总务科借部平板车，再带一把铁锹，一把洋镐……”我忙说：“是镐头。”那时候忌说“洋”字。“红卫兵”听了就能斗你。他理会过来，忙说：“对，是镐头。” 　　原来儿科的病婴死了，有些家长就出点钱请医院代为处置，也就是找个荒地埋了（那时好像还未强调火葬）。这是没人愿干的事，自然又落到我们这些“牛鬼”身上了。医院规定：此事只收2元处置费，但须两个人做。 　　我会骑三轮。埋死婴没有固定的地方，反正得离市区远远的。出城沿公路一口气蹬了一个小时，眼看天黑下来，公路两边早已没有人烟了，就找了个荒坡停下，和李挖了个足有1.5米深的小坑，把包着床单的死婴放进去，再把土填好。李和我在地边坐下来。我问李：“你怎么也成了‘牛鬼’？”李自己卷了支烟，深深地吸了口说：“我有历史问题，算是‘准叛徒’吧”。我吓了一跳：“你怎么摊上叛徒了？”李用英文夹中文，给我说起往事。他的英语带有很重的口音，我听得很吃力，但还是听懂了。（为什么要说英语呢？也许是不想被人听到吧。但那里其实什么人也没有。我想他是想把神经好好放松一下。）他说他是山西人，1943年读高二时，在进步同学影响下，投笔从戎，参加了在他们那一带活动的八路军，打了一年多游击。有一次队伍打散了，再也联系不上，他就回家了。不久抗战胜利了，他想不用再打仗了，就到太原以同等学历考了大学，进了医学院。这段历史，其实在镇反、肃反和审干中，早已调查清楚，作了结论，算是革命意志不坚定，人民内部矛盾。但到了“文革”时期，他虽未被俘，也未出卖组织和同志，而在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逻辑下，也就是“叛徒”了。“准”字是他自己加的。他不承认是“叛徒”，最多只是“准叛徒”。造反派大笑：“准叛徒”也是“叛徒”，你有什么说的？他只好签字了。 　　运动一天比一天升温。“牛鬼”队伍逐渐扩大。有了“牛鬼”们集中的“牛棚”。楼道里、大院里到处贴满了大字报。我们这些“牛鬼”是不准写、不准看也不准议大字报的，做完规定的事，就到“牛棚”去思考问题。 　　动物室的工人也“造反”了，参加了“战斗队”，“脱产闹革命”，成了“职业革命家”。那地方只能让“牛鬼”去。不想挑中了李和我。大约我两个都已是没有什么油水的“死老虎”吧，也或者是我俩罪孽深重，应到那里“再改造”。不过这事对我们来说，倒是件好事，可以远离人世。我们获准搬进动物室里堆放杂物的平房里。 　　医院的动物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