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学派的开拓者胡安国及其春秋学.PDF

湖湘学派的开拓者胡安国及其“春秋学” 周柳燕 胡安国 湖湘学派又称“湖湘学”、“湖南学”，是南宋理学南传而兴起于湖南境内 的著名地域性学术派别，其开拓者是福建籍的胡安国。建炎之乱后，胡安国不满 朝廷的黑暗政治和投降政策，率家人、弟子从湖北荆门移居湖南，先在湘潭隐山 定居，潜心学术研究，并将原有的书堂扩建为碧泉书院，授徒讲学。后到衡山紫 云峰下买地结庐，创建文定书堂，著书、讲学达十五年之久，构建了独树一帜的 思想体系；大批才俊学子负笈而至，笃志研习理学，形成了具有师承关系的人才 群体和理学研究基地。湖湘学派由此逐渐形成，并走向初盛。 一、与程门诸弟子交游，吸纳二程的学术思想 胡安国十七岁考入太学，结识并从学于程颐好友朱长文、靳裁之，开始服膺 二程学说，成为理学的坚定信奉者。他通过前者的传授，研习孙复《春秋》之学， 确定了其为之倾注毕生精力的研究目标，夯实了理学理论基础；他经由后者的讲 习，汲取二程学说精髓，研究视野逐渐开阔，识见愈加明晰。不久，他又结识程 门高足、“闽学鼻祖”杨时和游酢，在与他们的密切交往中确立了二程是儒家正 统的信念。在提举湖北提学期间，经杨时介绍，他认识了时任湖北应城宰的程门 另一高足、洛学的重要传人谢良佐，“得其所学为多”（《宋元学案·上蔡学案》）， “上蔡之传，始自胡文定公入衡湘”（《宋元学案·武夷学案》）。许多学者认 为，谢良佐、杨时主要继承的分别是程颢、程颐的学问，意即胡安国开创的湖湘 学派因谢良佐的传承、朱熹开创的闽学因杨时的传承，分别与程颢、程颐的学问 更贴近。也就是说，胡安国更多地从谢良佐那里继承了程颐的理学思想，使湖湘 学派的义理有别于朱熹从程颢那里传承下来的闽学的义理。 我们试图通过梳理两条线索来说明这个问题：一是谢良佐强调超越本体的 “道”存在于洒扫应对的日用生活中，胡安国也认为：“冬裘夏葛，饥食渴饮， 昼作入息，……只此是道。”（《宋元学案·武夷学案》）把“道”和“冬裘夏 葛、饥食渴饮”的日用生活联系在一起。二是谢良佐主张以知觉来论说“仁”， 胡安国也说：“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万法，酬酢万事，帅驭 万夫，统理万国，皆此心之用也。”（《春秋传》卷三）将作为伦理意识的“仁” 上升为宇宙本体的“元”、将宇宙本体的“元”本体化为主体意识的“心”，不 仅进一步强化了本体意识与日用伦常的密切关系，而且突出了“元”与“仁”要 靠“心”心去体验和察识，即宇宙本体、伦理意识都具有一种主体性的自觉。上 述谢良佐的观点均遭到朱熹激烈的批评和指责。对前者，朱熹说：此说“说得大 了，将有不安于其小者。”（《宋元学案·上蔡学案》）；对后者，朱熹说：“专 言知觉者，使人张皇迫躁而无沉潜之味，其弊或至于认欲为理者有之矣。”（《仁 说》，《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七）但谢良佐的观点经胡安国的肯定和深化，对 湖湘学派产生了深刻影响。如胡宏认为“道”是“存乎身”、“存乎饮食男女之 事”（《知言·天命》），使“道”带上世俗化的倾向；张栻也认为“天”“当 求诸视听言动之间”（《宋元学案·南轩学案》），不是抽象、玄虚的本体。这 些本体性的“道”、“天”、“性”、“理”与日用伦常不可分离的论述，显然 与谢良佐的观点一脉相承。又如针对朱熹对谢良佐“以觉言仁”观点的批评，胡 宏的弟子胡广仲反驳道：“‘心有所觉谓之仁’，此谢先生救拔千余年陷溺固滞 之病，岂可轻议哉！夫知者，知此者也；觉者，觉此者也。果能明理居敬，无时 不觉，则视听言动莫非此理之流行，而大公之理在我矣。”（《宋元学案·五峰 学案》）张栻与朱熹论“仁”时，也一度赞同谢良佐“以觉言仁”的观点。这些 都是湖湘学派受谢良佐之学影响的具体表现。 此外，程颢在《识仁篇》中说：“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这是他对“穷 理居敬”的为学工夫的表述。谢良佐对这一工夫论加以继承，指出：“既有知识， 穷得物理，却从敬上涵养出来。”（《上察语录》）朱熹不赞同这种先识察而后 涵养的观点，他主张“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程氏遗书》跋），并 指出：“然须是平日有涵养之功，临事方能识得。若茫然都无主宰，事至然后安 排，则已缓而不及于事矣。”（《答胡广仲》，《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二）说 明在已发行动之前，需要有一段未发的“涵养之功”。但胡宏、张栻在为学工夫 论方面则坚持“先察识，后持养”的为学工夫论，显然是对程颐、谢良佐思想的 继承。 黄宗羲认为，朱熹主要从上述三个方面批评谢良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