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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管理改革30年与管理学的发展 　　编者按: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我国的管理改革,是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变革。通过这场管理变革,我国发生了巨变。在短短的30年改革中,我国创造的财富超过了历史的总量,而且我国经济始终保持平稳、快速发展的态势,社会稳定、政治稳定的大好形势,举世瞩目。世界关注中国,世界在研究中国。如何总结、评价我国30年的管理改革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在不久前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主办的中国管理科学大会上,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秘书长、研究员张乃剑作了题为中国管理改革30年与管理学的发展的发言。他的发言对我国的管理改革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和评价。本刊记者以访谈的形式将他的发言予以刊发,以飨读者。 　　 　　记者:管理科学既是一门古老而传统的科学,又是一门新型的热门科学。所谓古老而传统的科学,是指自有人类以来,人与人之间就出现了管理现象、管理的关系、管理的制度、管理的法则。管理是人类相互依存、繁衍的基础所在。为什么又说管理学是一门新型的热门科学呢? 　　张乃剑:所谓管理学是新型的热门科学,是指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对管理的要求更高,对管理科学和科学管理的理论要求更高,也更加迫切。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类开始重视管理学和科学管理理论的系统研究,并形成了独立的社会科学的专门学科。现在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文明程度,主要是衡量管理水平如何。科学的管理方式可以出财富,出人才,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一句话,科学的管理形成国家发展的动力,反之,腐朽落后的管理方式,会使国家的发展倒退,人类文化滞后,甚至会使人类文明走向毁灭。 　　记者:新中国建立以来的近60年来,我国的管理科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艰难的过程,党和人民一起进行了不懈的探索。请您概括地谈谈我国管理科学的发展变革历程。 　　张乃剑:如果用一句话来高度概括我国管理的发展和变革那就是人治管理向法制管理的重大变革。自中国人民彻底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于上世纪40年代末建立新中国后,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摆脱贫困而投身于经济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规划胜利完成,人民看到了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但是时隔数年之后,人们发现,经济翻身的目标非常遥远,贫穷仍然威胁着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再到后期发生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国有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开始痛苦地思索,问题的症结,究竟出在哪里?经过这段历史的人们,冷静而理智地认识到,是在管理思维、管理制度、管理机制、管理方式上出了大问题。管理束缚、限制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流动,管理不但没有形成社会发展的动力,而成为负动力。人们在痛苦的思索中清楚地认识到,科学的管理,应该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规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是否有利于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是检验科学管理的重要标尺,即管理的三大功能能否实现科学而合理的鼓励、限制和禁止。 　　回顾我国所走过的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程,在那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别无选择地照抄、照搬了前苏联的国家管理理念和管理体制。全国实行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管理模式,这种集权管理模式的特点是金字塔型,一切国家行为、政党行为、政府行为、地方行为、团体行为、个人行为,全部受到统一的中央集权约束。在这种体制下,又因为受一千多年封建文化的影响,把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管理和管理机制发挥到极致。其表现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社会、个人的所有行为受计划体制严格约束,后来发展到国家的最高管理理念、最高决策权集中到领袖一个人身上。领袖的个人意志,代替了党的意志、国家的意志。这种情况的出现,导致了我国“人治”制度成为国家管理体制、机制的主体。以人治为本,以权为本,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当时我国所有行为的中心,人与人之间经过无休止的阶级斗争运动,人人自危,难有个人生产积极性的发挥。由于个人意志决定一切,全国上下发动的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和除四害运动,把森林资源破坏了,动植物生态破坏了,使我们现在付出了恢复生态环境建设的沉重代价。长期实行严格的生产计划管理体制,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制度、价格制度、干部制度、资源配置制度等,成为束缚生产力解放的最大枷锁。商品极度匮乏,人们依靠票证排队过日子。后来发生的十年动乱文化大革命,更是“人治”恶果的最终爆发,我国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当林彪、四人帮被清除之后,短时间又出现了“两个凡是”的高潮,人们再次由希望感到失望,中国究竟何去何从,又一次摆到了中国人面前。实践证明,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被控制在一个人或几个少数人手里的时候,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灾难就会到来,中国当时就处在这个十字路口。 　　在这种决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