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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异地商会的渊源与现状 　　商会是历史的产物，而异地商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延伸。异地商会是相对于本地商会而言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具有相同原籍(县级以上行政区)的企业和工商业者，因工作或业务的需要，为维护自身利益，在原籍外的另行政区依照自愿原则成立的民间商会组织。 　　异地商会的建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随着贸易全球化和市场流通全国化、全球化的发展，异地商会如同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民间力量。它不仅能够发挥民间商会在沟通政府与企业关系、维护会员权利、加强行业自律、推动产业健康发展、整合企业资源、促进商务贸易、协调会员关系、仲裁商贸纠纷、加强国际交流、应对国际反倾销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而且在促进各省市县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扩大对内流通和对外开放过程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目前，广东、广西、山东、山西、浙江、天津、福建、内蒙、吉林、辽宁、湖北、新疆、湖南、青海、贵州、江苏、云南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出台了加强异地商会登记管理的实施意见或指导意见。 　　 　　我国商会的起源 　　 　　商会的发展源于历史演进和社会经济环境的约束。在我国，最早的商会是以宗族帮会和产业行会的形式出现的。起初虽然不是成型的、规范的商会形式，但它已具有社会自组织的一般性特点。商会的雏形源自明朝，当时由于较为激烈的商贸竞争，商人逐渐抛弃各自单独经营方式，以家族、宗族等血缘和亲属关系为纽带，相互之间自发出现了规模较大的联合。随着商人联合体的扩大，先后形成了以商帮等类型的商人组织，当时多称为“会馆”。到清朝乾隆时期，仅仅靠血缘与亲缘的联合已难以解决许多行业内矛盾，行会、公所也就应运而生。 　　般认为，以地缘为基础的会馆高于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宗族，以业缘为基础的行会、公所则高于会馆。会馆只涉及简单的准则，没有完备的行规，大凡公所都有严密的组织和较完备的行规，而且行规能对同行进行很好的约束与限制。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商会组织，出现在20世纪初，它们是由传统的手工业者、早期工商业者等组成的维护群体利益和行业秩序的民间组织，其中一部分属于传统商会、行会的延续，另一部分是伴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新型行业组织。 　　行会可以认为是最早的商人组织。鸦片战争爆发后，行会的发展面临着新的背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和本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太平天国对长江中下游的打击，行会、行规日趋式微。清末民初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行业变迁的加剧，民国政府的政策导向，构成了行会向同业公会转化的主要动因，面临列强的资本输入与产品倾销，竞争环境恶化，当时商人深感凭一行一业无法与强大的帝国主义对抗，必须联合所有工商界力量。这样，同业公会自发从分散走向了联合。1902年，我国第一个商会组织一一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接着，1903年，天津成立了商务公所：同年，杭州商会也成立。1904年1月，清政府商部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明确规定“商会之责在保商”，并开始创办“劝办商会”。 　　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清末孕育的新型民间社会，特别是其中颇具影响的民间商会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其首要标志是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1912年11月，北京政府工商部召集的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在京举行，全国各地绝大多数商会和工商团体都派代表出席，为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会议期间，上海总商会代表王震、汉口商务总会代表宋炜臣、盛炳记等人发起和联络，先后三次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在北京设立全国商会联合会本部，在上海设总事务所，各省和各侨埠设分事务所。随后，由王震等三人领衔呈文北京政府工商部。同年12月，北京政府工商部即予以批准。接着，上海总商会推举总理周金箴、协理贝仁元和王震为全国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的总干事，于1913年1月任职启印。至此，全国性的商会组织经过数年的酝酿筹备终于得以正式成立。不久，各省和各侨埠的分事务所也相继设立。我国异地商会的起源 　　在历经民国政府和新中国计划经济年代的兴衰起伏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经济发展的蓬勃生机，民间商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在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区域上的不平衡性，其中温州商会的发展最为引人注目。异地商会这一独特的组织现象是在温州商会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温州商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5年，当时为了“保卫商业、开通商情”的宗旨，成立了温州商务分会，经费“由商家自行乐输，就贸易之大小，助捐费之多寡”，商会会长由“勤奋得力为众商所信服推重者”担任。此后，各种商会成立并发挥了积极作用。具有现代意义的温州商会始于改革开放，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以后，温州商会进人蓬勃发展阶段。 　　温州地区商会和行业协会的主要特点是：这些商协会主要由私营企业主自发组建而成，以中介性、服务性和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