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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乐教的特质局限及其当代超越 　　要想有效构建一个可资当前我国操作践行的学校音乐教育教学体系，我们首先必须要从音乐教育学的视角来回顾和分析中国传统音乐教育的特质及其局限性，否则，任何构建意图都将成为空中楼阁。一如顾明远先生所言，“尽管我们对传统有扬弃、创造，但我们根本无法在脱离旧传统的基础上凭空去创造一个所谓的新传统”。因此，本文基于教育学的视角，拟从梳理中国传统乐教的基本特质人手，就其局限性及如何超越提出一管之见，以期对当前我国学校音乐教育有所助益。 　　一、礼、德、治：中国传统乐教的基本特质 　　其一，以礼制乐。礼乐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根本标志，自古以来二者同源不分，既承载着维护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政治重任，又肩负着培养社会成员道德素质和文明行为的教育任务，所谓“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这种形成于上古夏朝、在西周为国家肯定的礼乐制度一直被国人崇奉，正因如此，“制礼作乐”的周公才被美誉为“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的鼻祖。然而，礼乐又是什么呢?礼乐是由圣王制作的唯使人们奉行、遵循而无需任何追问、质疑的行为举止规范，“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混乱，民失其性”(《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由此可见，天是万事根源，气是万物之本，五行为用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基和遵循的基本规则，人只有按礼行事才能保持天地人三才的协调关系，这种仪式规范与五味、五色、五声结合起来，便象征着天地秩序和人伦等级，也意味着对人性需要的满足与限制。五味满足口欲，五色满足视欲，五音满足听欲。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不加以限制必生淫乱，为使个体自动接受并遵循礼所要维护的等级制度和道德规范，需要以“礼”来操控并调节――用五味供奉天地，用五色装饰依仗，用五音激发情感，用舞蹈动作美化人伦关系，继而使人们在无意识中自觉养成一种守礼的习惯。在此情形下，包括音乐在内的中国古代艺术可以说都是相对没有独立地位的，它们仅是礼的附丽或工具。此间最典型的莫过于《论语?八佾》中关于礼乐的描述：“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何以单纯的舞列令孔老夫子如此愤慨?原来按西周的礼乐制度，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鲁国大夫季氏竞动用只有天子才有资格运用的八佾起舞，自然违制越礼。由此观之，以礼制乐确实是中国传统乐教的一大特质。 　　其二，以德规乐。中国传统文化及教育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由于乐是礼的附庸，而德又是礼的核心，故德本声末、乐即德也就顺理成章。对此，只要稍稍翻阅一下自先秦以来的音乐发展简史，便可一览无遗：《国语?周语下》中的伶州鸠强调要用“中德”来进行引导音乐，《国语?楚语上》认为对音乐的欣赏重在听“德”而非听“清浊”之声，孟子直言不讳地说“闻其乐而知其德”，荀子说“故乐也，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夫声乐之人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荀子?乐教》)。作为中国传统乐教思想集大成者的《乐记》，与其说是《乐记》，勿宁说是《德记》，其关于音乐本质、功能、展现形式等诸多论述无不表露出以德规乐的思想。《乐记》各篇不仅表明音乐能表现神明的德性(《乐记?乐情篇》)，乐教的功能在于发扬“至德的光辉”(《乐记?乐象篇》)，甚至将音乐视为德行的花朵，称“乐者，德之华也”(《乐记?乐象篇》)，“夫歌者，直己而陈德也”(《乐记?师乙篇》)，它不仅为理想的音乐――“德音”提出了三条标准：形式上应为“五音毫不紊乱，乐声和谐合律，乐器互相配合，旋律循环往复，音调高低交错，唱和井然有序”(《乐象篇》)；内容上应“发扬至德光辉，宣扬天地至理，体现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乐言篇》)；旋律上应使“音调足以使人得到快乐而又不至于放荡，乐章有条理而又不死板，乐曲的曲折或平直、繁复或简单、平淡或丰满、休止或进行足以感动人的善心”(《乐化篇》)。还给“淫乐”做了命定，认为举凡“声调悲哀而不庄重，快乐而不安定，节奏紊乱，放纵无度，包含着邪恶，挑动着欲念，引起逆乱的风气，绝灭平和的德性”皆乃淫乐，并从根柢上否定了其存在价值。有基于此，《乐记》对“德音”推崇备至，认为它是“治世之音，不可斯须去身”；对“淫乐”则深恶痛绝，认为它是“乱世之音，任其行之，国之灭亡无日矣”。上述种种，均可从中看出，中国传统乐教事实上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伦理道德规训形式，用“乐以载德”来总括中国传统乐教特征并不为过。 　　其三，以治训乐。音乐的附属工具价值还体现在音乐是治世的工具，故《乐记》说：“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乐也者，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但什么政治需要音乐呢?因为“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从一个国家的音乐可以判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