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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细致的整风更换思想路线 　　毛泽东在1930年中期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以尊重实践的观点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正确，“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他旗帜鲜明地认为：“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从倡导全党进行调查研究着手，提出完成伟大的革命任务、实现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情况”，“迅速改变保守思想”和“保守路线”，换取“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112、116页）把问题提到思想路线的高度，也就是从思想认识上和理论上为全党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的结合，树立了一个普遍的、必须永远坚持的根本原则。 　　在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在1941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他一方面重申“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另一方面又提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而“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4页）等等。这就从问题的两个方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为全党从理论上概括了一条最根本的经验，普遍适用的“公式”和必须遵守的原则。 　　从1930年毛泽东提出更换思想路线的任务开始，到1938年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8年来的艰辛奋斗，为实现更换思想路线的任务，进行思想路线的教育，从经验的梳理与理论的武装上作了大量准备工作，成为毛泽东思想中最具有中国特色、最富于独创性的一项理论贡献。 　　1941年毛泽东为准备这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心的教育运动，作出了两大举措。一是把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进行的农村调查汇集成册出版，并加写了序和跋，强调“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他认为调查工作之所以必要，就在于离开它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就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制定政策。二是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是一篇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有切肤之痛，充满革命激情的战斗檄文。报告通篇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或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为指引，总结经验，揭露思想路线的分歧，提出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报告对全党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更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报告成为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不是偶然的。 　　当然，思想问题的解决需要经历一个反复学习、反复认识的过程，绝非短时间或一二次集中批评就能奏效的。更何况这些思想问题涉及党内的路线分歧，关键人物又都是身居领导岗位的高级干部，支持者还有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而又远离中国革命实践的共产国际的某些领导人。其难度和阻力是可想而知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虽然措词尖锐，批评严厉，但报告在高级干部中并未引起强烈反响，宣传阵地也未予报导，报告的影响远未达到应有的要求。正如毛泽东在两年后估计的那样：“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六大以来》―引者）。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转引自《毛泽东传》下，第6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这说明，从思想上分清路线是非，仅有5月的报告还不够，还要有学习党史、总结经验这一条，还要让历史文献来证明，还要把这些作为九月会议的内容来讨论。正如毛泽东在九月会议上指出的：“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的马克思主义。”这也说明主观主义在思想上的流毒较之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更顽强，更难以克服，需要花更大的气力。而纠正它们的办法，毛泽东强调是“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是“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全面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既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又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2、373、374页）九月会议在打通高级干部的思想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像王明那样坚持错误，扬言要争论到底，要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的顽固态度受到孤立，成为“众叛亲离”的典型。这次会议为1941年冬全国各地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和1942年初全党普遍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准备了条件，起到了动员和示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