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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权法理学思考 　　摘　要：健康权对人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作为国际人权法承认的一项基本人权，研究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健康权在历史上经历了由观念意识到法律权利的演变，是一项同时具有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混合性质的权利，这也就决定了健康权所涵盖的丰富内容，而在健康权保障机制上，国家义务和社会责任共同推动才能保证健康权的真正实现。 　　关键词：健康权；积极权利；法理学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09)03-0074-04 　　 　　健康权作为一项人权已经逐步为国际社会所认同，不仅《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等国际人权法对健康权做出了明确规定，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将健康权纳入了宪法加以保护。但不可否认，相较于已发展了几百年的传统人权形式如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等权利，健康权的理论探讨显得十分的薄弱和贫乏，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学者将健康权仅仅视为私法领域或民法层面的消极权利而否定健康权的人权性质和人权地位。随着毒牛肉、毒大米、毒奶粉等国际、国内一系列重大涉及公共健康事件的频繁发生，深入开展对健康权的法理学思考并使之系统化就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源流考察：从观念意识到法律权利的历史演变 　　 　　人类伊始对健康就有着朴素的认识，但将其作为一项权利写进法律加以保护却经历了长期的演变。早在古埃及、印度等城市建设中就出现了改善人们健康水平的供水和排污系统。中世纪中后期，随着医学的发展，与健康相关的卫生方面的法律法规逐步丰富，尽管这些法律规范并没有直接以健康为名，但反映出人类对健康的关注。16世纪末，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在其著作《乌托邦》中直接提出健康是乌托邦人的最大快乐，健康是乌托邦人所有快乐的基础和根本。他设想的乌托邦里，有设备健全的医院和医术高明而负责的医护人员来保障人们获得健康。虽然良好的健康出现在空想的“乌托邦”里，但充分体现了人们对获得健康的美好期待。 　　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启发了近代人权观的形成，“人权以人类文明轴心时期的朴素权力为发韧，中经中世纪基督教的洗礼与锻打，又历启蒙时代思想家的雕琢，终成正果。”在人权理论的影响下，这一时期有关治理城市环境、防治传染病、改善公民的居住条件和劳动条件等涉及健康权保护方面的立法逐步完善，1842年英国公共卫生改革奠基人艾德温?查德威克著名的《大不列颠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的出版激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进而促进1848年英国第一个公共卫生法案的通过和国家卫生委员会的成立。在英国的影响下，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开始进行类似的公共卫生改革并取得一定的进展。1883年德国颁布世界第一部医疗保障法――《企业工人疾病保险法》，标志着个人、社会、国家共同承担风险的新型医疗保障制度的诞生，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国家不仅在国内发展包括健康在内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推动公共卫生改革；在国际上也积极签署相关条约，如1851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一次国际卫生会议上11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国际卫生公约》，1905年美洲24个国家签订了泛美卫生法规。虽然正式的“健康权”还没有出现，但国家对公共健康的促进为健康权的提出与形成，为健康权升为国际人权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战后，经过血的洗礼的人们开始冷静反思人的价值和尊严以及人的生命健康的极端宝贵意义，这种反思随着联合国的建立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使健康权的发展有了根本的转折与质的飞跃。《联合国宪章》中虽然没有直接规定健康权，但在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国际组织大会上提议将健康权纳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范畴加以规定。宣称“医学是和平的支柱之一”的一份特别备忘录使健康问题被加入到《联合国宪章》第55条。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制定的《世界卫生组织法》序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并规定了健康权。1948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权宜言》对健康权予以确认，至时健康权被国际社会正式确立为一项基本人权而备受关注。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对健康权作了进一步详尽的规定。另外，《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性条约对特殊群体的健康权的实现做出了特别规定。在区域层面上，区域性人权公约或人权宣言对健康权的发展和完善发挥着特殊的作用。1948年通过的《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1961年通过的《欧洲社会宪章》、1981年通过的《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1988年通过的《美洲人权公约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领域的补充议定书》等区域条约均载有保护健康权的条款。 　　另外，自20世纪前半叶，健康权的规定渐渐进入国内法。许多国家将健康权直接在宪法中加以规定，如智利最早于1925将健康权纳入宪法。意大利、荷兰、西班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