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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刑法贪污贿赂罪完善几点建议 　　[摘要]我国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于2006年2月12日对中国正式生效。做为《公约》的缔约国，在打击腐败犯罪的刑事立法和司法上都与公约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更需要借鉴国际先进的反腐理念，适时对我国刑法中贪污贿赂罪规定进行立法完善，积极履行条约义务。据此，在这里，结合我国实际，从罪名的刑罚标准。犯罪的构成要件，刑罚种类三个方面对现行刑法贪污贿赂罪的规定提出完善建议。 　　[关键词]刑法；贪污贿赂罪，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4.3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5－0100－02 　　 　　1997年刑法修改时将原刑法分别规定在侵犯财产罪中的贪污罪、渎职罪中的受贿，行贿罪重新归类，并包括其他相关罪名，总规定为现行刑法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共包括15条、12个罪名。如今已经实施十余年，在打击贪污腐败行为上发挥出重大作用，但不可否认，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与国际法制环境的不断接轨，其中的一些规定已无法适应打击此类犯罪新的需要，显现出一些缺陷和不足，为此，笔者在这里对贪污贿赂罪的立法完善提出几点建议。 　　 　　一、重新确定有关罪名的刑罚标准 　　 　　1　取消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规定。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普遍废除死刑的趋势相比，我国目前仍然保留着大量的死刑条款，特别是对非暴力的经济犯罪、腐败犯罪规定了死刑条款：如在《刑法》第八章中就对贪污罪和受贿罪两个罪名规定了死刑条款，这既使在那些保留死刑的国家中也是少见。一是死刑的设置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特别是对贪污贿赂犯罪设置死刑，难以体现“人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导致物比人重，反映出我国刑法对人的不够尊重。二是死刑的设置也在贪官引渡中设置障碍，在我国与引渡被请求国进行谈判的过程中，被请求国常常基于国内法以及“死刑不引渡原则”，拒绝将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人引渡回中国接受制裁，追逃贪官便捷的引渡机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基于以上两点，我们有必要废除贪污贿赂犯罪的死刑条款。最大刑罚限制在无期徒刑。 　　2　将行贿与受贿罪的刑罚适用提高到统一标准。因为受观念、文化等传统因素影响，公众往往选择宽容行贿行为，连我国刑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在行贿、受贿的犯罪构成及刑罚设置中，就体现出重受贿轻行贿的特点。受贿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而行贿则提高到一万元以上的标准，才能立案；同时，对于受贿罪最高刑达到死刑，而对于同情形的行贿罪最高为无期徒刑，在实践操作中甚至更轻，同一数额的受贿和行贿在量刑上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异。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国家和地区对行贿的规定：法国刑法典对行贿罪与受贿罪规定的刑罚是完全相同的，香港《防止贿赂条例》也规定对行贿受贿授受同科。如果严惩行贿谁还敢把钱送出去，我们应该看到，行贿的社会危害性也很严重，不仅侵犯了国家的廉洁制度，而且很多行贿者是贿赂犯罪发生的始作俑者。而行贿者之无所以无所顾忌的行贿犯罪，除利益引诱外，量刑过低达不到应有的震摄作用也是原因之一。因此，我国应借鉴其他国家立法，将行贿、受贿同处，提高到统一标准，如对同一数额的受贿与行贿，除情节上的差异外(如索贿要比同一数额的行贿重)，应处于相同或近似刑罚。 　　3　继续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量刑畸轻，成为腐败分子的“救生圈”和“免死符”，为人们广泛质疑。为此，今年表决通过并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七)》将该罪最高刑由五年提高到十年。这虽符合刑事诉讼方向，但相对于贪污、贿赂等犯罪的刑罚仍是权宜之计。刑法其实已经承认来源不明的财产为非法所得，因此刑法规定对于不能说明来源的巨额财产以“非法所得”论予以追缴。但其与贪污、贿赂罪的处罚却可以说是天壤之别。贪污，贿赂罪的起点刑是5000元，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起点刑为30万，达到这个起点，大部分可能也就判个缓刑，而这30万如果查实为贪污、贿赂所得，则至少要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面对如此简单的比较计算，在证据不做实的情况下，聪明的贪官选择“打死也不说”，反而获刑更轻。所以，就算将该罪法定刑提高到10年，同数额相比之下，可能还是该罪行刑较轻，成为腐败的避风港。故应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是降低起点刑的数额标准，30万元起点，给腐败留下的空间太大，特别是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掌握标准为10万元即可；二是继续提高其法定刑，修改量刑幅度，达到与贪污、贿赂罪同等或相当的刑罚，不给犯罪分子打通这条“绿色通道”。三是增设财产刑。既可以弥补行为人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损失，又是对行为人的一种否定性评价和惩罚。 　　 　　二、对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重构 　　 　　在第八章贪污贿赂罪的12个罪名，普遍争议最大的，可能就是贿赂犯罪一些犯罪构成要件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