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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济之名 历史断面里的人性密码 　　自由经济PK管制经济 　　汉帝国初年,社会经济一片萧条,连国家元首的马车上都凑不齐四匹同色马。仅仅不到50年的时间里,帝国经济便是一片繁荣,国库里陈谷满仓。所谓“文景之治”是如何令经济由低谷步入高峰的,这其中究竟有些什么奥秘? 　　 　　一穷二白的帝国初建 　　秦末的大混乱彻底摧毁了当时整个中国的社会秩序,以经济为尤。秦帝国崩塌后的剩余资源,则成了汉朝创建的基础,这其中包含完整的政治制度、法律条文、地理图册、户籍档案等图文资料,也包含着具备相应政治管理经验的人力资源,同时还包含着被战祸破坏殆尽的经济环境。 　　《汉书》和《史记》中均对汉初严峻的经济环境有所记载,两者大意是相近的,都是因战乱而导致大规模的经济衰退,连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刘邦的车,都配备不齐四匹同样颜色的马,更不要谈其他政府官员。政府官员能混得上有公务用车待遇的,都是高官,通俗的说法叫够级别。现代些的说法是部级官员,在那个时候叫三公九卿。但他们的公务用车,也仅仅是牛车而已。至于平头百姓家,基本上穷得吃完上顿没下顿。因为战祸使得他们已经把家中的经济储备消耗一空。 　　史籍中定义汉朝开始的标志是秦末帝子婴的投降。在那个时候,天下的战乱非但没有停止,反而越演越烈。持续的战乱对经济的破坏日益加深,特别是被项羽联军刻意破坏的关中地区,经济形势曾紧张到人吃人的地步。 　　《史记#8226;平准书》中只记载了粮价暴涨,并将其归咎到商人的囤积居奇和货币制度变更上,而没有记载当时的人吃人现象。至于《汉书》的《食货志》和《高帝纪》则没有回避这一历史事实。料想这应该是政治机密过了保密期,允许解禁的原因。联系到《史记》作者司马迁的个人经历,可以肯定他记录的绝大多数历史都很讲政治,因此在以《史记》为证的历史推断中,一定要注意甄别其内容的合理性,否则将无法归纳出真正的历史规律。 　　 　　不靠谱的粮价与人吃人 　　粮食价格的暴涨,如果将其认定为通货膨胀,那么货币体制出了问题肯定可以作为原因来看待,而商业行为将商品价格扭曲,也不是不可能。这种人为扭曲市场价格体系的做法,古代叫囤积居奇,今天叫炒作。如果脱离开人吃人这一历史细节,几乎可以认定,这就是导致粮食价格变化的真相了。然而人吃人的惨相告诉我们,粮食价格的变化却是另一种画面。 　　如果到了靠吃人才能活命的地步,那么对于个人来说,铤而走险,行凶抢劫根本不算什么挑战勇气与道德的事,甚至不用权衡利弊就可以判断出,这是种低成本生存的办法。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氛围根本容不得所谓的囤积居奇。道理很简单,如果某人有粮食,价格高到大多数人都买不起,那么买不起粮的人公开联合起来,明抢粮主就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当商业规则已经破坏,社会秩序不复存在的时候,事态的变化不能按照秩序井然时的社会逻辑来推测。 　　由此可以断定,汉初通货膨胀问题的根本原因很可能只是粮食和经济物资的短缺,或许货币制度问题是推波助澜的凶手,但绝不是主导因素。至于商人从中作梗的说法,基本是不可信的,应该是司马迁迫于政治原因而进行的栽赃。 　　历史中记载,刘邦当时解决饥荒问题的办法是让百姓把孩子卖掉,然后到四川去寻求赈济。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很令人费解。粮食短缺如斯,多一口人,就多一张嘴吃粮,谁能愚蠢到在这种情形下买一个消耗粮食的累赘?即便是豢养家奴,眼下的成本未免太过高昂了吧。 　　以经济观点看待,以交易行为增添人口,可以按投资定性,然而在那个特定的时期中,投资于人口,显然不会在短期内有可预期的收益,因为增添的人口相当于购进亏损资产,是不符合经济原则的。因此可以判定,若以投资的角度,人口在当时一定缺乏足够的市场需求。难道这是历史中无端的一笔?我个人不愿相信这种草率的结论,于是又做了些猜想。 　　将购置人口当成投资,是基于最大限度保留人口的初衷,如果改变初衷,不以最大限度保留人口为准则,那么是为了什么?难不成是消费?如果顺着这条思路捋下去,那么结论将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易子而食、析骨而炊。 　　仔细对比《汉书#8226;食货志》和《汉书#8226;高帝纪》中记述的那段历史,可以发现刘邦在当时是急征兵进行战略防御。有一个问题实际上是被回避了的,那就是军粮从何而来。因此可以做出一个设想:本就极为稀缺的粮食被征作军用,极少数的粮食流入黑市,其价格高达上万钱一斛,为了防止百姓因无饭可吃而哗变,军队采取了行动,采取诱骗加武力的办法,驱逐百姓到巴蜀之地自谋生路。为了暂时避免因饥饿而死亡,刘邦鼓励平民易子而食。自己的孩子下不去口,换着吃起来,情感上至少要比吃自己的孩子容易接受一些,而且历史上曾有先例。 　　从这个角度来看,“令民就食蜀、汉”并非史评者通常认定的赈灾行为,而是军管政府的临时应急措施。那么就此推论,起码在公元前205年的下半年时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