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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一体化走向制度发生学解释 　　摘 要：从制度发生学的角度观察，公司治理一体化走向的出现是结构融资等制度要素合力作用的必然结果，属于进化理性主义而不是建构理性主义的产物。我国应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前提下鼓励、培育和引导结构融资，而不是因噎废食地抑制、阻却甚至扼杀结构融资。公司法应当积极回应结构融资的制度诉求，进行规则的调适与变革，进而强化其时代适应性品格。 　　关键词：公司治理一体化；制度发生学；结构融资 　　中图分类号：DF411.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2.01.08 　　 作为一门应用科学，公司法天生具有贴近生活、解释实践的内在品性。置身于经济全球化的年代，公司法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技术变革与规则趋同的烙印，公司治理也表现出鲜明的一体化走向。然而，在对公司治理一体化走向的认识上，人们似乎都习惯于在“心照不宣”、“众所周知”的预设前提之下加以理解，极少反思现象背后的制度逻辑，可谓“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本文试图走出传统认知范式的窠臼，从结构融资的视角为公司治理的一体化走向提供制度发生学解释的新思路。 　　 一、也许正在发生：公司治理一体化走向的现象研判 　　 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经济全球化就已经演化成为时代发展的主要特征，时至今日，它更是成为世界发展变化的根本趋势。实际上，经济全球化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正在对国际政治、安全、社会和文化等领域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公司治理的一体化走向只不过是经济全球化在公司法领域的一个投射而已。具体而言，经济全球化对公司治理一体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 　　首先，更加关注特定的公司治理体制是否能够产生竞争性经济优势。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不仅对传统的法律理念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动许多国家和地区对公司立法进行重大修改，以顺应放松管制，营造经济竞争力的潮流。［2］ 　　在此背景下，如果一国的决策者认为本国的公司治理体制不利于本国公司在产品市场或者资本市场上进行竞争，那么他们就必须考虑是否还有必要保护本国所偏好的公司治理体制。其次，资本市场给公司治理带来了压力。资本具有天生的逐利性，倾向于流向富有体制效率的资本市场，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意味着跨国投资将会从没有采取最理想的公司治理模式的公司中转移出来，从而导致公司所在国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例如，美国之所以成为经济最强大且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与其资本市场密不可分，特别是近年来集合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等领域的快速发展令其他国家刮目相看。受此影响，欧陆国家纷纷检讨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和其他适于创业企业的组织形式。［3］ 　　正是看到了经济全球化对公司治理的深刻影响，美国著名公司法学者耶鲁大学的Henry Hansmann教授与哈佛大学的Reinier Kraakman教授于2001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公司法历史的终结》一文。［4］ 　　他们认为，各国虽然在公司治理、股权结构、资本市场和企业文化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在公司形式的基本法律层面已经取得了高度的统一，并且有可能进一步的融合。导致融合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各国已经普遍认同公司治理的股东中心模式，遵循股东利益至上的原则。与此同时，其他的公司治理模式都宣告失败，包括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发展的经理中心模式、在德国登峰造极的雇员中心模式和直到最近在法国和很多亚洲国家仍占主导地位的政府中心模式。由于股东中心模式已经成为标准模式，所以，它的胜利宣告了公司法历史的终结。［5］ 　　与此同时，著名的LLSV组合（Rafael La Porta，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rei Shleifer，Robert Vishny，合称LLSV）发表了对股权分布、投资者保护机制与公司治理及证券市场发展水平的一系列实证研究，为公司治理的一体化走向提供了有力佐证。［6］ 　　在公司法的制度实践中，人们也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公司治理一体化的存在。例如，在金融创新等因素的作用下，德日更加注重发展证券市场，其公司股权结构不断走向分散化，而伴随着股东积极主义的方兴未艾，英美的公司股权结构则呈现出机构投资者主导的相对集中型格局，两大法系的公司股权结构正在以一种相向而行的方式实现趋同。近10余年来，各国公司法频繁修改，互相借鉴，日益融合，公司治理的有效措施与成功经验在全球迅速而广泛地得以应用，公司治理的一体化走向也日趋真实和鲜明。 　　当然，公司治理的一体化还面临着不少理论上的诘难，也需要实践的进一步检验。例如，针对Henry Hansmann与Reinier Kraakman“公司法历史的终结”之观点，哈佛大学的Lucian Bebchuk和Mark Roe两位教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