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地震报道看灾难报道中人性关怀.docVIP

从汶川地震报道看灾难报道中的人性关怀 　　“请不要对灾区的孩子们说：你要坚强”，“请不要在采访中让受伤的人们再次心理创伤”，“请不要在报纸或电视上过多出现血腥的画面报道”――在很多人已经习惯了传统的新闻报道模式的时候，专家们开始呼吁对灾区群众和关心灾区的人们进行更多的人性化关怀。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对遭到巨大灾难人们的帮助已经从简单的物质援助延伸到了心理层面的援助。汶川地震发生后，很多心理专家赶赴前线，帮助灾区的人们渡过心理的难关，预防P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 　　而在新闻报道方面，此次汶川地震的报道体现出了巨大的时代进步。首先是信息的及时全面公开，此次地震报道的开放态度不但赢得了来自各方面的赞扬，同时也证明了把真相通过媒体最早地传播出去才是最好的抵制谣言的方式。经过2003年非典报道的诚信危机之后中国灾难新闻的透明度有了质的飞跃的一个体现。 　　其次是报道视角从泛政治化到关注民生、关注人性、关注灾难中人与人的命运的转变。实际上，从真正意义的新闻产生开始，无数的学者、从业人员和研究者都在呼吁报道的人性化、人道主义精神。在此次的地震报道中，无论从报道的数量、全方位，到报道的生动和细节化，都是值得新闻界骄傲的。然而，在很多值得骄傲的成绩背后，我们的新闻采访和报道还应该更多地关怀在灾难中的人们本身，更多地体现作为同胞而不仅仅是新闻采访者的人文情怀。 　　关注在事件中的人及人的命运是新闻最核心的要素，尤其在灾难新闻中，对人性化和人道主义精神的要求是最为强烈的，也是最为敏感的。因为一旦处理不好，会给新闻报道中的当事人及受众产生“二次伤害”。这其中，重庆的《旅游新报》错误明显，把巨大的灾难当成玩物，策划了几个穿着三点式的模特在灾区倒塌的现场骚首弄姿，拍摄供人赏玩的轻浮照片，简直就是对人类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公然挑战。 　　赴灾区的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张侃表示，应把灾区心理援助期限推向20年。因为当年台湾地震的心理援助进行了10年后，还有人出现症状。而目前被太多人关注的敬礼娃娃郎铮、喂奶的女警蒋小娟，已出现二次心理创伤。反复回忆让郎铮和蒋小娟濒临崩溃，他们开始拒绝访问。北川中学许多学生也出现各种症状。很多单纯追求新闻的记者做法粗暴，他们让孩子写下灾难经历和去世家人。孩子流泪写完，他们撕下后就扬长而去。 　　这让我回想起多年前，在北京某家日报的一次评报会上，一位副总编狠狠批评了一名责编，因为这位责编当天这样编发了一条新闻：《狠心女厕所产子抛弃》，报道一位无名女青年在厕所产下孩子，包好后离开，后被好心人捡回。这位男性副总编表示，一名年轻的母亲，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能收养自己的孩子，而只能偷偷在厕所里生下并丢弃，想想都让人万分同情。而编辑从标题制作到报道文字的编辑上，只是一味指责、抨击这位可怜的女子，是缺少人文关怀的。其实，如果能从这件事实本身上引申出一些社会问题的讨论，本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可惜被只见事件不见人的新闻思维限制了。 　　只见事件不见人的做法更是灾难新闻报道中的大忌，此次地震报道中，一些媒体从业人员为了采访，妨碍救援人员施救，为了追求新闻效应强迫受灾人员回答深受刺激的问题，甚至只顾采访不帮助救灾，遭到了很多读者和观众的批评。 　　去年淮河洪涝灾害时，安徽王家坝某蓄洪区的群众舍小家保大家、为了其他地方群众的安全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央视某主持人在主播节目时形容受灾群众“带着过年的心情”搬迁，引发了网上的强烈声讨。其实，我想这位主持人是因为太想表达在这场灾难中由于由政府的有力指挥，损失减少到了最小。因为只考虑了报道想传达的效果而没有考虑受灾群众的心情，才会说出这样错误的话。人文主义关怀的缺失，最终必然导致严重的错误。 　　在灾难事情中，由于巨大的伤痛，被采访人一般不愿意在镜头或记者面前再次提及伤痛的事实。有些记者却不顾当事人的感受，用尽浑身解数展开强盗式的采访，比如一些记者硬逼着当事人甚至是一些孩子回忆不堪回首的灾难，而且提问的方式冷酷、随意。比如汶川地震报道，不少媒体轮番轰炸、反复追问某些被压在废墟下一百多个小时的受灾人员当时的情况。某电视台一位女记者问两位受灾小姐妹感受，两位小朋友都表示希望能看到爸爸妈妈，记者竟粗暴地问：“如果你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你怎么想？”一位都江堰聚源中学的家长收到保险公司的3万元死亡赔款，一位记者问：“收到赔款心情如何？高不高兴？”面对这样弱智的问题，真是让人无语。在一篇新闻报道中，一名失去所有亲人的小女孩向记者哭述，而这名记者只简单以“要勇敢要坚强”来鼓励这名女孩。实际上，这类话语是不应该对一名深受灾难伤害的小孩子讲的，因为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你不勇敢不坚强。二、哭述是不勇敢不坚强的行为，所以哭述这一疏通情绪的方式被否定了”。这样的话，对失去亲人的孩子是一种再次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