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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报如何寻找抗灾报道角度 　　福建临海，台风每年都会来袭；福建多山，若逢持续的大范围强降雨，必会引致山洪暴发。因此，对福建新闻人来说，抗灾报道成为每年的“必修课”。如何从每年的常态报道中，探究令人眼前一亮的新颖，成为新闻人思索的课题。 　　党报如何在首先予以保证的“规定动作”之外，探求报道的厚度、可以开拓的深度、可以展现的可能性等，亦成为党报在抗灾报道上值得思考的。 　　 　　赶快抓住“这一个” 　　 　　灾害来临时，在第一时间赶赴抗灾一线，将广大干部群众志成城的防抗图景展示出来，这是党报首先需要做的。大灾当前，党报更应该承担起高扬主旋律的责任，展现那种直面艰难、无畏抗争的精神风采。 　　2006年7月15日深夜，“碧利斯”来袭，诏安县太平镇麻寮村被洪水围困，危急时刻，下派村支书胡养镇带领干群在滔滔洪水中救起18名群众、安全转移300多名群众。他在邻村的家也被洪水漫至二楼，家人受困，他却顾不上自家，最终，他的父亲和大哥在转移过程中不幸被洪水卷走。7月17日下午，笔者跟随国务院联合工作组赴诏安期间，听说了胡养镇的感人事迹，进行初步了解后，当晚赶回漳州我又通过电话采访进一步了解，此后一个多小时快速成稿。7月18日，《福建日报》2版头条以《他救起18人，却失去父兄》为题，率先报道了胡养镇的事迹。报道刊发后，《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媒体纷纷跟进、深入报道。 　　回望采写经过，庆幸的是我没有错失良机。因为，跟随国务院联合工作组，在每一个地方只能呆十几分钟，在太平镇也是如此，而且我必须跟随他们一同行动，不可能独自留下慢慢把这个典型挖深挖透。虽然，最终稿件展示的人物形象不够丰满，叙述不够生动感人，这些在短时间内都无法顾及――但抢占先机比什么都重要！ 　　 　　向“常态”追问 　　 　　台风、暴雨降临，标志着一种“非常态”，也许见得多，就变成了“常态”。但此中，必定蕴涵着一些非典型性因子，从而导致冲突、起伏。因此，针对司空见惯的现象，我们能否追问：这是为什么？也许由此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笔者的《群众不愿意转移，怎么办？》即是这种尝试。 　　抗台风期间，经常会遭遇这样的场景：危险即将来临，但渔排上的渔民、低洼地带的一些群众却不愿意转移。 　　这也引发了一种常见的报道范式：群众不愿意转移―基层干部苦口婆心劝说无效―动用强制手段转移―避免更大伤亡，群众感激。 　　在这种再现过程中，媒体可能忽视了一点：群众为什么不愿意转移？仅仅是恋及财产吗？ 　　2005年8月，笔者到漳州市漳浦县抗击强热带风暴“珊瑚”一线，也遇到乡镇干部反映类似问题。一线报道忙完回到漳州后，我就琢磨：“为什么总是发生这种情况，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随后，我请教了漳州市防汛办一位高级工程师，果不其然，他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据其分析，现在防抗台风，每个地方都有预案，但这种运作对工程比较有效，对群众就比较困难。因为，风势、雨量随时变化，何时达到警戒标准，何时需要转移群众，都处于未定状态。 　　转移命令的下达变得“两难”：指令下早了，群众根据经验认为“没事”而不愿走；指令下迟了，可能就来不及了，危险瞬间即来。 　　由此可见，群众不愿意转移，既有“人”的因素，也有“技术”因素。面对困局，我们有没有什么对策？ 　　这就成为接下来需要追问的。因此，我在稿件中反映：能不能细化预案，建立起类似紧急状态法令那样的精确指引，达到什么标准就必须立即转移群众，好让干部“令出有凭”；还有，需要普及危难防护知识，让群众明了什么时刻一定要转移，而不是不顾生命地死守财产、家园等。 　　这篇报道因视角的独特，偶或被人记起。2006年夏季，笔者下县搞抗灾报道时，有些不认识我的基层干部提起这篇稿件―也许是代他们发问了一回吧。 　　 　　平实地预测“可能性” 　　 　　灾难带来的阵痛过后，留下的是满目疮痍，以及对重建新秩序的渴盼。其中的紊乱会引发新问题、新矛盾、新诉求，而对这种新的可能性的寻问，可能会拓宽记者的思路和探求的力度。 　　2006年春夏，笔者对台风过后“灾后重建，灾民盼什么”的追问，即是一次努力。 　　2006年5月至7月，漳州市接连遭受台风“珍珠”“碧利斯”等重创，笔者采访期间，灾民在诉说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的同时，还反映了很多盼望解决的问题，更有些抱怨，如建材价格上涨太快等。 　　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重建工作的进度，以及灾民的情绪，如果得不到一定缓解，可能还会引发一些不和谐因素。我走访了三四个县市的五六个受灾乡镇，都遭遇类似问题，因而推断这可能是普遍性问题，值得关注。 　　然而，在大灾之后，在全社会上下全力支持推动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工作的大背景中，党报应以怎样的方式将这种“呼声”反映出来，也是值得考量的，特别是导向问题，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