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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邦笔下进城乡村女性 　　内容摘要：建国后，由于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使得“逃离土地”“到城里去”成为乡村人的普遍梦想，而乡村女性作为进城大军的一部分，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作为书写“进城乡村女性”的重要作家之一，刘庆邦从社会身份和性别身份两个层面，关注进城女性的双重焦虑，藉此反思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关键词：刘庆邦 乡村女性 身份认同 性别焦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的迁徙已成定势，而为数众多的农村女性引人注目。迁徙本身就意味着生活稳定感、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匮乏，但对女性而言，她们不仅要承受地缘身份的丧失带来的漂泊感，还承受着女性身份的被漠视、人的身份的被有意否认等痛楚。她们处于社会身份和性别身份的双重边缘地位，这自然引起了作家的广泛关注。以刻画女性形象见长的刘庆邦，用批判现实主义的笔触，关注进城乡村女性的生存境遇，写出她们作为“乡下人”和“女性”的双重悲剧。 　　一.“到城里去”：乡村女性进城的艰难之旅 　　“到城里去”，作为当代中国农民普遍的向往，由此应运而生的“城乡迁徙主题”成为作家书写的重要对象。以矿工题材而享誉文坛的刘庆邦，也将关注的目光集中于进城的农民，特别是乡村女性。在他的笔下，城市并非“做人的空间”，乡村女性也并非“出走的娜拉”，城市反而是因城乡壁垒在中国农民灵魂深处的“海市蜃楼”和罪恶的渊薮，在城市深处丢失自我的乡村女性，渴望在乡村、乡土文化中洗礼得以重生。 　　文明的差异自然是“到城里去”的深层文化动因，但对中国的农民而言，其直接的驱动力还是“城乡差异”。若说男人可以通过招工、参军、考大学等方式获得“非农户口”，而对重男轻女普遍存在的农村来讲，女人的进城就更为艰难。于是，成为“工人家属”所带来的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的身份转变，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诸多乡村女性的向往。 　　在?⑶彀畹谋氏拢?有许多走进矿区的工人家属，如《白煤》中的想，《月光依旧》中的叶新荣，《家属房》中的小艾、《到城里去》中的宋家银等。在她们眼中，跟随丈夫来到矿区的生活是否有质的转变，是否真的过上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带有特权性质的城镇生活？显而易见，一切并非她们所想，生活与理想背道而驰，其艰难程度超出了她们的想象。在此，以《月光依旧》为例。叶新荣并不理解何谓“农转非”，“非”即“飞”的浅薄认知，使她对煤矿生活充满了无尽的遐想：住高楼大厦、穿锦衣玉食，生活优裕，身份尊贵。但意想不到的是，矿区生活并不尽如人意。丈夫的工资常常拖欠，女儿的工作得不到落实，儿子上学无法安排，住房无法落实。生活的重压使叶新荣承受着难以想象的迷茫与心理折磨。她不得不节衣缩食，拾煤炭，租种庄稼，勉强维持生活。但这是否就能打消她心中对城市的向往？不能！因为，经历过城乡差异带来的巨大心理落差的中国农民，他们始终认为“农转非”不仅意味着从乡村到城市的位置上的转移，更意味着从农业户口到非农业户口的身份上的转变和一系列特权的获得。在计划经济时代，正是因为“农转非”的诱惑，矿区这种类似“城乡结合部”的独特环境才吸引了无数“进城无门”的乡村女性。她们之所以背井离乡，千里迢迢追随丈夫来到矿区，更多的是为了实现从乡下人到城里人的身份转变。与其说，她们追求的是“进城”，还不如说是一个“城里人”的身份，一份在同乡人面前炫耀的资本，一个过上“好日子”的机会。 　　改革开放后，传统的伦理道德不再阻碍乡村女性进城的脚步，乡村女性的进城也由原先的求而不得转化为一种潮流。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乡村的贫困与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消解了乡村女性进城的启蒙意义，反而是“经济”成为第一性。《月子弯弯照九州》中的罗兰及其父母明知度假村挑选女儿的别有用心，最终还是不得不向生活低头，并一步步沦为罪犯；《家园何处》中的何香停曾经有过令人艳羡的童年生活，却因双亲离去，寄人篱下，几经挣扎不得不在嫂子的威逼利诱下走向城市；《兄妹》中的心虽有一颗澄澈的“心”，却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沦为妓女，又用自己的屈辱换取父母基本的生存条件等。贫寒的家境与改善生活条件的愿望使得她们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城市。她们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分担家庭的重压，却在城市这个大染缸里彻底埋葬了自己的青春。 　　此外，新世纪以来，刘庆邦将关注的目光聚焦于进入城市家庭生活空间的保姆，她们进城的方式逐渐多元化，并非单一为了改变自己及家人的命运而进城，但总体而言，她们始终未能超出“身份”（农村与女性）这一囹圄。 　　二.身份与性别的双重焦虑 　　对于漫长的身份转变与命运改变而言，“进城”只完成了第一步，接下来的认同焦虑与性别焦虑才是乡村女性不得不面对的严峻考验。 　　城市虽光鲜亮丽，但对于进城的乡下人来说，她们栖身于流动空间如厂房、建筑工地、餐馆，及欲望场所如发廊、浴室等匿名性的空间。在刘庆邦这里，“进城=失身=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