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文与治印20世纪40年代文人学者谋生方式道德之辨.docVIP

“卖文”与“治印”20世纪40年代文人学者谋生方式的道德之辨 　　摘要：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解聘刘文典”构成了西南联大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并被后来的研究者解读为关于知识分子的道德评判。本文基于对于这一是非鲜明的价值判断的质疑．从文学、文化、道德的多重角度辨析40年代知识者的两种谋生方式――“卖文”与“治印”的品质高下认定，澄清其中包含的诸多含混暧昧成分以及被后来者不断追加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刘文典；闻一多；谋生方式；卖文；治印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1-0129-05 　　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解聘刘文典”成为西南联大历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后来研究者也往往把这一事件作为评说和追怀西南联大时代、西南联大精神的一则趣闻、掌故。同是现代学者、知识分子，且处在同时代的困境中为生计奔劳，为什么闻一多有资格对刘文典进行“义正辞严”的冷嘲热讽，而且获得了广泛的认同或者默许?或者说，为什么闻一多的“治印谋生”比刘文典的“卖文得金”显得更高尚?由此而来的疑问是，后来者就此一历史事件所作出的“现代与传统”、 　　“新与旧”，甚至“优与劣”的二元价值评判是否存在着简单化的趋向?尝试回答这些疑问，或许能从这一被简化的事件中解析出更丰富的意义。 　　一、“谀墓得金”：被质疑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闻一多解聘刘文典基于一个无可辩驳的理由，也即刘文典因磨黑之行耽误学校授课，违反了校方规定，这在校长梅贻琦给刘文典的复信中可以找到确切依据：“关于下年聘约一节，盖自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驾亦已于春间离校。则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且闻磨黑往来亦殊匪易，故为调整下年计划以便系中处理计，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鉴原。”关于刘文典是否真正违反了“校规校纪”，这在刘文典致校长梅贻琦的书信和后来研究者的详细考察中已经作出判断。但实际上， 　　“校规”只是摆到台面上的说辞．还有一重在“台面之下”但却更为致命的理由．即闻一多对刘文典“为人师表资格”的指斥，这在后来人的研究中已经明确指出。“违反校方规定”固然与“为人师表的资格”构成连带关系，但在这个事件中，二者却并不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闻一多对刘文典“为人师表资格”的指摘实际另有所指。如果单就刘文典的人生历程看，无论是他早年东渡日本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的光辉历程．还是五四时期投身《新青年》阵营激扬文字的风采，抑或后来当面顶撞总统蒋介石而入狱的豪气．都显示出了为人所敬仰的文人节操和知识分子气概，至于其后来退隐书斋、潜心治学更是为世人所称道。博雅狷介而爱惜名节，历来是中国文人学者的人格典范．在这一问题上，刘文典的品行节操几乎无可指责。因此，在“解聘事件”中刘文典被暗指的“为人师表”问题即是闻一多在信中所讥讽的“切不可再回学校，长为磨黑盐井人可也”，可见，刘文典应磨黑盐商重金聘请为其先人撰写墓志，才是一切纠结的关键所在，这也是后来研究者据以评判是非价值的重要依据。 　　对于闻一多的这一指责，刘文典在致梅贻琦的信中对于前因后果做过恳切的申说。与闻一多对此一行为的冷嘲热讽相比，刘文典却认为卖文所得正可以应付眼前的生活困境，进而把全副精神投入到学术及教育事业中，这并没有什么不妥，因此“自问并无大过……良以财力稍舒可以专心全力教课也”。对于“盐商以巨资请为先人撰写墓志”一事，当事者双方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是非认定。“为盐商撰写墓志”这一行为，何以在闻一多看来已经丧失了为人师表的资格，而在刘文典看来却自认“无大过”?对于这样各执一词的是非评判，恐怕还要深入到历史转型过程中的文学及价值观念中去考察。 　　在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学范畴中， 　　“墓志铭”毫无疑问是属于正统文学范畴的，并逐渐从诗文中单列出来成为重要的文类之一，同时，墓志铭也是传统文人交际和谋生的方式之一。传统文人“谀墓得金”的生存方式虽然与“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追求有着程度上的差异，但从品格上未见得更低．而是具备文学与道德的双重合法性。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时期，这一双重合法性才受到了新观念的冲击，致使“墓志铭”这一文学样式以及与之相连带的“文人撰写墓志铭的行为”都遭到了质疑。只是与五四文学革命中诸多置于历史核心地带的问题所产生的明显变革不同，有一些并未提升到革命的日程而悄然产生了嬗变，比如“文学(诗与文)交际功能”的退隐便属于这一类，“墓志铭”也在其中，同样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后果之一。 　　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对“文学边界”的重新清理和划定．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以西方作为价值尺度的总体取向相一致。 　　“文学边界”的重新勘定也是以西方的文学概念作标准的．在清理了中国固有的“大文学”概念的同时也形成了文类明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