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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等教育中国模式 　　一、中国模式还是中国特色 　　 　　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日益活跃，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一些人热衷于总结“中国模式”，将这一经济发展成就上升到社会理论的层面。但在概念界定、理论内涵和具体表达上人言人殊，远没有形成共识。例如，它究竟是对新中国60年还是改革开放30年历程的总结?究竟是独立自主、改革开放这样宏大主题的把握，还是对经济运行具体特征的描述，如政府干预、效率优先之类? 　　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也成为一个活跃的主题，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等方面。2010年10月，中国9所顶尖大学联谊会的主题就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模式。有校长发言认为，中国高等教育长期处于学习、模仿、追赶西方的状态，“如果我们不摆脱这种外部价值观的统治……就很难改变依附和从属的地位，从而站在世界知识体系的中心和前沿”；中国大学应“独立自主于西方设立的规范和限制，应该是坚守和体现出中国民族文化特征的大学，而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学舌鹦鹉”。如果从这一立场追问，那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命题是否还有正当性呢?这种吊诡的思维和话语，从一个方面凸显了讨论“中国模式”命题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中国模式”的概念正在被迅速泛化，被移用到职业教育、大学生就业等各个领域。例如，教育部高校学生司认为，中国创造了成功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主要是“政府强力推动”，包括建立了科研项目吸纳本科毕业生、本科毕业生升入专业硕士研究生、创新农村教师补充机制、毕业生参与服务外包、毕业生服兵役机制等等。有人认为凡是体现中国元素、打下中国烙印，“从中国的发展出发就是中国模式”。然而，中国的做法、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与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很不相同，前者是对在中国所发生事物的描述性表达，所有发生在中国的事情都具有中国属性，具有与国外或一般经验不同的特点、特征，乃至特色；但只有那些可以总结、上升为具有共性的特征、规律的做法，才能称之为“经验”或“模式”。因而，与“中国模式”相比，“中国特色”的提法显然更为恰当。 　　还需要发问：是中国特色还是一个特定发展阶段的特色?我国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的现实，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包含了许多弯路和教训。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某些做法，虽具有可以理解的历史合理性(例如“人民教育人民办”之类)，如上升为特色、经验、模式，不仅缺乏说服力，效果甚至适得其反。“特定发展阶段说”的意义，是对某些“中国特色”的做法加以收缩和限制，它可能只是某个特定发展阶段的特征，不宜放大、夸大为一般性的特色。因此，许多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做法还是叫特征、特点为好，不仅更为谦虚，也更为实事求是。 　　无论“中国模式”还是“中国特色”，都是为了强调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有别于外国的特殊性和选择性。即在全球化、国际化的环境中，如何结合民族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现代化建设。因而，这样的提问才更为理性和更具建设性：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如何彰显中国特色?它有两个重要方向：一是如何从自身资源禀赋、现实国情出发，因地制宜地进行改革，使现代化、国际化的追求落实为本土化的实践；二是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融合、发扬本民族的思想文化和理论资源，彰显民族文化的特色。 　　在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特别需要认清形势和大局，为未来教育发展正确定位。我们应当警惕排拒向西方学习、反对融入主流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的自负；同时，要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反对食洋不化的洋八股和洋教条主义。这在当前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 　　 　　二、从“跨越式发展”看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征 　　 　　倡言“中国模式”，实际是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发展经验；既然是模式，它应该是可复制、可推广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发问：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真的已经形成确定的模式了吗?如果有的话，它的具体特征、价值、方法究竟是什么?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学扩招；二是高校的合并调整；三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如同在经济领域一样，这一跨越式发展的“奇迹”成为人们讨论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的直接动机。其中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成就最为耀眼。2009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689所。普通高校在校生2144.66万人，各类高等教育的总规模达到2979万人，已经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639.49万人，是1998年的3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4.2％，也几乎是1998年的3倍。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概念虽然来自外国，但这一进程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内在的发展需求。在纵向的坐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