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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议行合一组织原则理论研究综述 　　 长期以来，“议行合一”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代表机关的组织原则。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人们更多地关注中国政治运行机制，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认识和探讨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关于什么是“议行合一”，它是不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原则，是否有利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着较大的分歧。对当前学术界关于“议行合一”组织原则的研究予以综述，有助于加深认识我们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行，明确人大制度建设和完善的方向。 　　 　　 一、“议行合一”问题的由来 　　 　　 “议行合一”一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其他思想家都没有直接使用过，它是我国学者根据马克思、列宁和卢梭等人的有关论述概括出来的。 　　 一般认为，最早提出“议行合一”思想的是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卢梭在批判当时的议会民主制的弊端时,提出了直接民主思想。卢梭指出:“制定法律的人要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法律应该怎样执行和怎样解释。因此看来人们所能有的最好的体制,似乎莫过于能把行政权与立法权结合在一起的体制了。”[1]不过,卢梭强调,这种形式的直接民主只适宜于小国。1871年成立的巴黎公社，实行直接民主，由人民群众直接选出86名代表，组成立法与行政统一的公社委员会。公社委员是按普遍、平等的原则由巴黎20个区的选民直接投票产生的。它设立相当于政府各部的10个委员会，即执行、财政、军事、司法、公安、粮食、劳动与交换、对外关系、社会服务和教育委员会，领导各行政部门。各委员会由5～8人组成，公社委员兼任各委员会委员，实行集体领导，公社制定的各种法令，各行政部门必须执行。巴黎各区选出的公社委员还领导该选区的区政府，直接执行各项法令，并监督执行的情况。马克思在吸收卢梭的直接民主思想基础上,总结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著名的“议行合一”原则。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 [2]马克思的这一名句,就是后来被人们认为的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原则。 　　 　　 二、当前学术界对“议行合一”问题的认识 　　 　　 我国当前学术界对“议行合一”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肯定、否定和调和论三种观点。 　　 　　 1.肯定的代表观点有： 　　 （1）“议行合一”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原则。赵世臣认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既是议事决策机关，又是实际工作机关。‘议行合一’原则的具体表现是：首先，人民代表大会集中统一行使国家权力，构成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完整体系。其次，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如司法、检察机关)，领导和监督这些国家机关的工作。再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协助政府及其他国家机关实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和决议，维护这些法律和决议的尊严，根据有关规定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并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带领人民贯彻实施这些法律的决议。”[3] 　　 （2）“议行合一”有利于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有利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龙太江认为，对“议行合一”的理解我们不能拘泥于巴黎公社这一组织形式的表面特征，应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国家机构的总体思想中来认识“议行合一”。 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有关思想来看，“议行合一”的基本精神，就是在承认国家机构间职能分工的基础上，强调把一切国家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与“三权分立”相对而言，“议行合一”的含义在于强调代议机关和行政机关权力关系的同一与权力作用的单向性及代议机关地位的至高性。从这样的理解出发，他认为，“议行合一”是有利于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是有利于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由有三：首先，从宪政规范看，在“议行合一”体制下，人民代表大会被确定为国家权力机关，集中统一执掌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国家行政、审判、检察等机关并监督它们的工作。在这一体制下，人民代表大会被置于全权的、不可制衡的地位，是有利于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其次，“议行合一”是有利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马克思之所以提出“议行合一”，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在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基础上产生的代议机关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并支配行政权及其他国家权力，摆脱相互牵制，有效率地为人民开展工作。就理想状态而言，它本身是一个非常民主的体制，是更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的。从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不断发展，人民代表大会作用的逐步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再次，“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是适应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宪政形式。当代世界最理想的政体形式应是既能保证行政机关有足够的权力来处理当代复杂的经济和社会事务，又能有效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