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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研究的分析范式 　　收稿日期：2006-04-27 　　作者简介：吕福新（1950-），男，浙江缙云人，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浙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浙商”是一个既有历史传统，也有现实基础，还有全国影响，又面临现代化和全球化挑战的商人群体及企业群落，“浙商”研究体现循着超越发展的规定性与要求，具有对中国的典型意义，但是缺乏相应的分析范式。“浙商”研究的分析范式所基于的理论前提是人与“三种关系”的完整统一，并直接统一于主体及其属性，间接统一于主体与环境的关系。浙商研究分析范式的逻辑结构是，以对客观环境的描述与刻画为基础，以个人和共同利益最大化假设为前提，以相关性与自主性统一的主体性理论为平台，以相关性与自主性的动态协调为参照，以相关性分析与自主性分析、科学分析与人文分析、经济分析与心理分析、角色分析与人格分析，以及共性分析与个性分析的统一等为工具，得出既具有普遍性作用又具有特殊性作用的理论。 　　关键词：“浙商”研究；分析范式；主体性能；典型意义 　　中图分类号：F7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154(2006)06-0008-06 　　 　　“浙商”是一个既有历史传统，又有现实基础，特别是走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列，成为开创最具有民众性和中国意义的民营经济阵营的先锋，在当今的中国令人注目和极有影响，甚至是具有国际影响和知名度的商人群体及企业群落。对“浙商”的研究不仅具有区域性的特殊意义，而且具有全国性的典型意义，具有中国式科学发展的普遍意义。对“浙商”的研究要产生普遍和典型的意义与价值，就需要进行具有一般性的科学抽象和理论概括，要有相应的分析范式。可是，现有的学说，无论是经济学，或者是社会学和心理学，还是管理学都没有符合“浙商”研究目的及要求的分析范式，需要进行综合创新。 　　 　　一、理论前提 　　 　　“浙商”作为商人群体，首先是人，涉及人的本性、认知、能力和品行等。有关人的学问，有心理学和人文学等。但是，心理学的分析范式只适合分析人的心理特质、状态、性能和反映方式等，而人文学的分析范式则是分析人的本性以及信仰、文化和历史等。人不是孤立地存在的，是与“关系”广泛和密切地联系着的。梁漱溟在其《东方学术概论》中指出，人类学术无非研究三个问题：第一，人对物的问题。人类征服自然，产生自然科学；第二，人对人的问题。人与人相处，产生社会科学；第三，人对己的问题。人与自己较量，产生宗教。“浙商”研究同时涉及这三个问题或三种关系，第一个问题关系“浙商”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拥有的自然条件和科技手段等，第二个问题关系“浙商”所处的人文环境和拥有的社会条件，第三个问题关系“浙商”的素质、修养和信仰等。每一个问题虽然都有相应的专门学术研究，但是这三个问题又都普遍联系和交织在一起。同时，人与“关系”是统一的，经济学、心理学和人文学等都反映人与“关系”的统一。但是，人与“关系”的统一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层次，也有不同的角度和方位。例如，人与“关系”统一于人的心理的是心理学所 　　研究的，统一于经济关系的是经济学所研究的，统一于伦理关系的是伦理学所研究的，统一于社会关系的是社会学所研究的。而人与“关系”的对应统一尤其是与“三种关系”形成完整统一的是主体以及与环境问题。“浙商”涉及和反映人与“关系”的统一，而且是对应的统一，还是人与“三种关系”的完整统一，属于主体和主体性问题。何况，“浙商”本来就是市场或经济主体，也是社会和文化主体。 　　管理学同时涉及或反映人与“三种关系”的统一。“浙商”研究应该属于管理学研究的范围。但是，传统的管理学是一片丛林，既有车间管理、工厂管理、企业管理、事业管理和行政管理，以及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等学说，也有科学、人文、社会学和心理学等不同的管理思想。同时，西方传统的管理学偏重于制度的管理，而东方传统的管理学则偏重于道德的管理。不同管理学说的分析范式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分析范式。而“浙商”研究，既涉及经济、社会和文化，以及科学、艺术和心理等不同的管理，又要形成统一的思想和理论体系，要有统一的分析范式，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浙商”既是一个特殊的商人群体，又属于一般的商人群体，没有统一的分析范式无法进行与晋商、徽商、粤商、苏商和鲁商等的比较研究。但是，这种既要反映共性的统一的分析范式又要能够反映具有个性的“浙商”。这样的分析范式应该属于管理哲学，它包含和反映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文学等。这是“浙商”研究的认识与学术基础。 　　“浙商”虽然是人与“三种关系”统一的主体，但这样所理解的“浙商”既过于抽象，又过于笼统和复杂，还需要具体化和精确化，这是研究的科学性所要求的。人与“三种关系”的统一，可以且应该分为直接统一与间接统一两类，人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