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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游戏”――解读韦伯的经济文化视角 　　摘要: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以精巧深刻的历史考察,从宏观的角度,揭示了新教教义对18世纪美洲新大陆资本主义兴起所发生的重要催化和诱变作用。本文引入科尔曼的“社会模拟游戏”理论,试图从宏观到微观,个人有目的的行动以及微观到宏观的理论范式出发,重新审视与分析韦伯的这一命题。 　　关键词:宏观;微观;理性驱动力;经济行为 　　 　　一、引言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研究了新教伦理与教徒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加尔文教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宏观命题。为了证明这一命题,韦伯比较了不同国家的宗教信仰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和时间,证明了新教社会的经济组织更趋向于资本主义,并且检验了新教社会经济组织的历史发展,为资本主义出现在新教之后提供了某些证据。 　　韦伯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还进一步探究了加尔文教义的内容,特别是这一教义对其信徒道德观念的影响。然后他审视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并选择了其他经济制度进行对照比教。韦伯在加尔文教义中发现了反传统主义的倾向和强调勤奋地恪守天职的训诫,具有某种选择亲性亲和,他由此为证据提出,这种宗教教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价值体系。尽管韦伯认识到经济系统的变化离不开人的行动,但在他的理论中却未能说明新教教义如何传播给教徒,怎样影响教徒的经济行为,而众多教徒的个人行为又是如何结合成宏大的整体行动,进而影响社会制度的建构。 　　很明显,韦伯并没有对宏观现象与微观现象进行区分,也没有详细论及宏观微观之间的转化,为了更直观得论及宏观到微观以及微观到宏观的转化,笔者在此引入了科尔曼的“社会模拟游戏”理论,在韦伯的“游戏”中,新教伦理规范并制约着教徒的行为,而新教教徒为了荣耀上帝,为了救赎,不断采取行动,而他们的行动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新的“游戏”场景以及规则的产生。 　　二、“游戏”的开始:从社会伦理到理性驱动力 　　韦伯指出,在加尔文教义中有所谓的“命运前定说”,即上帝是一个超越的存在者,他的意旨意超越人类所能理解的范围之外,这样一种严苛的教义,使听恕教徒忏悔的制度完全消失,这恰恰是一种“入世的禁欲苦行主义”。那么新教伦理是如何让教徒坚持这种“入世的禁欲苦行主义”的呢?是通过戒律以及内化的规范。内化的规范也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行动者会对自身行动进行奖赏或惩罚。当行动者的行动符合已被内化的规范,他本人的感觉是受到奖赏;如果行动触犯了规范,行动者的感觉是内心深处受到谴责……规范一旦出现,便可引导个人的行动,从而决定个人所得效益;因而,行动者是各种赏罚措施的实施对象”。 　　那么,禁欲的生活方式又是如何产生理性驱动力的呢?正如韦伯所说,所有的宗派都将宗教的“恩宠状态”视为一种身份(stand,status),具此身份的信徒因而与被造物的堕落、与现实相分隔,而此身份的拥有,尽管因各宗派的教义而各有不同的获取手段,但无法借由任何的巫术――圣礼手段、忏悔赦罪或个别的虔敬善功而获得保证,能够加以保证的唯一办法,是证明一己的行为举止迥然有异于“自然”人的生活方式。由此,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都产生那种“想要在生活样式里讲求方法地审视自己的恩宠状态的动机,以及将生活禁欲化的驱动力”。 　　三、“游戏”进行时:从理性驱动力到经济行为 　　韦伯认为,为一心向往宗教的广大阶层带来禁欲的积极动力的是要在世俗的职业生活里作出信仰证明的想法,也就是说职业劳动是极佳的禁欲手段。那么决定职业是否有益以及能否讨神欢心的标准是什么呢?首先是职业的道德水平,其次是职业所生产的财货对于“全体”的重要性,最后而实际上自然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是私人经济的收益性。为了更清晰得解释新教教徒有目的的行为,在这里借用经济学中的“合理性概念”,即最大限度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新教教徒为了最大限度的获得世俗成就,即职业劳动的成果,通过禁欲的强制节约,经过理性的计算,形成资本,并导致了用来投资的经济行为,这就体现了形式上的合理,而教徒对于形式上合理的执着追求使其具有了超验的伦理价值,从而两种合理性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了经济行为的产生。 　　那么这种理性驱动力推动经济行为产生的进路是什么呢?韦伯指出,利益(物质的与理念的),而不是理念,直接控制着人的行动。但是“理念”创造的“世界观”常常以扳道工的身份规定着轨道,在这些轨道上,利益的动力驱动着行动。笔者认为,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强调的是理念层面的利益,即上文所述的形式上的合理,为了荣耀上帝,为了世俗成就的获得而导致了教徒经济行为的产生。同时,新教伦理,即实质上的合理使得教徒们选择了禁欲苦行的轨道去合法追求财富。需要指出的是,韦伯在此并没有论及物质层面的利益即贪婪攫取性,而这恰恰是桑巴特的在《资产阶级论》中的中心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