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肉精背后脆弱产业链.docVIP

“瘦肉精”背后脆弱的产业链 　　散漫而缺乏规则的农业化养殖，将原材料输送给高度工业化的食品加工企业，其中的冲突和碰撞，演化成若干次食品造假风波。“瘦肉精”只是又一个极端事件。 　　生猪的养殖产业，在我国正经历着由散养到规模化的阵痛，这种产业转型背后的疼痛，其实远远超过某个单独企业所能承受之重…… 　　 　　基础链条的信任难题 　　如果你知道了19世纪伦敦的市民面临着怎样的食品环境，或许会对今天我们的忧虑稍微宽点心。“我们吃的泡菜是用铜染绿的；我们吃的醋是用硫酸勾兑的；我们吃的奶酪是在坏了的牛奶里掺入木粉或木薯粉制成的；我们吃的糖果是将糖、淀粉和黏土混合在一起，再用铜和铅染色的……”1820年，生活在伦敦的德裔化学家弗雷德里克?阿库姆在他的书《论食品掺假和厨房毒物》中，试图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几乎所有现代化工业城市中出售的食品或饮品都不如看上去那样美味，其制作方法也和人们想象的不同，而且食物也可以杀人。 　　随着英国社会科技与工业的发展，食品掺假一事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愈演愈烈。部分原因在于，圈地运动的出现令小佃户渐渐失去了土地，英国许多传统农家烹饪已经不复存在。比?威尔逊在他的《美味欺诈――食品造假与打假的历史》一书中，提到一种食品或饮品从生产到销售的过程中会有许多人经手，却没有一个人能对这种商品的质量负责，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在毫无人情味可言的庞大产业链条中做生意，掺假会越来越猖獗。如果在农村做生意，熟人社会中掺假就意味着冒险，但是在工业链条中，个人并不用直接面对消费者。而原材料总是尽可能被压到最低，也必然导致掺假。 　　生活在河南漯河市郊的尹会清，显然并不知道食品工业曾经在外国面临的危机，他也没有特意想到，自己这样的猪农正构成食品安全的最基础环节。他更在意的，是总部在漯河的双汇集团的命运，以及眼下这批猪卖出去是否会受到“瘦肉精”事件的影响。这位65岁的猪农生活在漯河阴阳赵乡尹庄村，随着漯河这几年快速的城市化发展，他的村庄距离市中心也就一二十公里的路程。3月31日上午本刊记者到达尹庄村的时候，他正在村子西头的养猪场外，看着猪贩子徐小军带着贾老板来收猪。 　　3月15日中央电视台曝光河南济源养猪户偷用“瘦肉精”的事情后，河南的生猪收购价一下子从7.6元/斤跌倒了6.8元/斤。尹会清先是担心了几天，想起了2009年夏天疫情在全国蔓延的时候，生猪的收购价曾经降到4.2元/斤，全村养猪的人家都欲哭无泪。接下来经历了去年下半年蓝耳病疫情之后，好不容易今年的行情变得好起来。 　　有些出乎尹会清意料的，河南济源的“瘦肉精”事件曝光一周后，漯河的猪反而比之前更走俏，猪价很快恢复了。“黄河北边的一些地方喜欢用‘瘦肉精’，还有其他两三个省有人用，我们这边的猪农都不用，收猪的老板也清楚，现在生意反而更好。”这天上午准备拉走的30多头猪，是要销往浙江的。 　　贾老板戴着一顶运动帽，穿着棕色的夹克衫，在养猪场里显得有些过于整洁。原本他并不用直接到农户家里来收猪，但这些天里“瘦肉精”事件让他变得更为谨慎，他从口袋里掏出“盐酸克伦特罗”试纸给本刊记者看，每一圈猪过磅前，他都要用试纸抽查一次。“我是很相信他们，但还是谨慎为好，赶紧去买了一大堆试纸。”他说。食品造假经过媒体曝光后，带来的公众反应，这几年里越来越强烈。坏消息一经曝光，给市场带来的巨大打击，使得原本零散的生猪养殖和经销者队伍，突然有了一种集体性的自觉意识。 　　40岁出头的徐小军是村子里的猪贩子，也叫猪经纪人，挂着一脸近乎讨好人的笑容。他常年在附近乡村走家串户，一边熟记各个养猪大户生猪出栏的情况，一边给他们带来敏锐的市场行情。零星的散养户信息在猪贩子这里集合起来，猪贩子多是村里人，与各家建立了牢固的合作关系，外来人很难插入这个熟人社会。徐小军说，在济源出现的猪贩子诱导猪农添加“瘦肉精”的事情，太过于铤而走险，因为国家这几年对使用“瘦肉精”的处罚非常严格。添加了这些兴奋剂的猪，皮儿变薄，肌肉外凸，走路不稳，村子的人是肯定不会吃的。 　　在河南做了9年种猪销售生意的何钦（化名）告诉本刊记者，“这些‘瘦肉精’就好比白粉，有人愿意买就有人愿意卖”。河南添加了瘦肉精的猪比较多地销往上海、南京等地，它迎合了现代人不愿意吃肥肉的心理，猪贩子收购价每斤多出2毛钱，这样一车150头猪，猪农就能多挣6000元。何钦说，老老实实的猪农并不敢冒这样的风险，一般是路子广的猪贩子，和定点屠宰场关系不错，也认识主管部门的人，“一些猪农觉得有人撑腰，就愿意去冒风险，一般人可不敢，被抓住很可能被罚得倾家荡产”。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有在村子里或附近村庄流动的食品，人们才能保证它们的安全。何钦说，他知道在自己村子买的猪肉、鸡肉、面条是安全的，邻居们不愿意互相坑，可是从外边买来的东西，那谁也不敢说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