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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代尔钟罩与制度收益共享 　　摘要：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复杂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中的农民没有能力从现有的制度框架中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收益。主要原因在于现行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教育资源配置、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品供给的非均衡性制度樊篱阻断了城乡统筹协同发展，这些制度樊篱就像布罗代尔“钟罩”一样横亘在城乡之间，阻碍了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和进一步发展的能力。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在于打破隔离城乡之间的“钟罩”，实现制度收益共享，构建起城乡互动、良性循环、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体化体制。 　　关键词：布罗代尔钟罩；城乡统筹发展；制度收益共享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3－0012－06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推动制度创新，促进社会变革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当我们撇开总量的视角，转而分析制度创新收益在不同人群之间分布时，就会发现社会保障水平、经济社会发展机会、财产制度的运用、医疗卫生与教育资源配置等在城乡之间的分布是非均衡的，这种严重的非均衡不仅阻碍了城乡发展的协同性，而且偏离了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要更直接地关注通过制度收益的共享实现可行能力的平等，制度安排允许“钟罩”内外的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流动，形成一个开放的阶层，使农民有机会向上层流动。如果城乡之间能实现制度收益的共享，特别是当城乡之间的阶层是连续并且开放的时候，城乡之间实现一体化互动的发展就为时不远了。 　　 　　一、从二元城乡的制度结构到布罗代尔钟罩 　　 　　解构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已经形成了具有广泛认同的“二元”理论的多种观点和不同学术领域的表述。在经济学、社会学以及现代化理论等学术领域的城乡关系分析中， “二元”理论都成为重要的解释框架。在中国，陆学艺、曾毅、王俊知等的探讨主要是从收入、户籍和人口、劳动力、消费等经济层面入手；罗雅丽、姜长云、马远军、杨爱平、吴晓东等则从制度创新的视角对城乡统筹的问题进行了阐述。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最具学术影响力的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他把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生产分成两部分：一个是以现代方式生产的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A部门)，一个是以传统方式生产的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部门(B部门)。A部门生产率较高。在B部门中，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低，甚至为零或负数，在该部门中。工资不是由工人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而是取决于劳动者平均分享的劳动产品的产量，B部门的收入又决定了A部门的下限。由于人口众多和劳动资料较少，劳动力相对于资本丰富，以致把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出产业，产业的产量也不会下降。因此，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伴随着劳动力的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将消除。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以市场经济为前提，通过劳动收入和产业生产效率的比较，分析发展中国家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传统农村向现代城市所发生的非农转移过程。刘易斯认为，“现代部门的扩张可以通过四种方式使传统部门获益”：“第一个途径是就业。现代部门雇佣从传统部门转移出来的人员，他们在现代部门可获得更高的收入，他们的孩子有更好的机会，他们的社会地位至少还能稍有提高。”“第二个途径”是“物质设施的分享”。“现代部门为其自身建立的基础设施(铁路、公路、码头、医院、供水系统、电力系统等等)，也被传统部门以边际成本甚至更小的代价使用。现代部门由自己的税收资助教育、保健等事业。传统部门通常(尽管不是必然的)从这些服务中所得到的超过了其所付出的。对发达部门征税，而对不发达部门予以补贴，是政府保证发展利益得以渗透的最强有力途径之一。”“现代部门扩张对传统部门发生影响的第三条途径，是使传统部门的观念与制度现代化――新技术提高了产量。姑娘得以入学；土地使用制度得以改善。农民进入农业合作机构，等等。”“现代部门的扩张对传统部门的影响最后一个途径是，在这两个部门之间进行贸易。”在刘易斯看来，现代部门扩张，通过提供就业机会、分享物质设施、传播现代思想和制度、相互贸易等途径，既使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又使传统部门获益并且得以改造更新而转化为现代部门。以现代部门扩张为主，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互联互动并且循环往复，推动和促进了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不发达经济转变为发达经济。虽然刘易斯的理论依据充分，但与中国实践有距离，经验事实的支持并不充足。因此，我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理论存在着现实解释力上的缺陷。 　　原因何在?按照哈耶克的见解，市场经济是一种不断自我生长和自发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这一合作与扩展秩序常常被一些未知的社会因素和社会机制所制约，致使这一扩展秩序不能自我扩张而占据整个社会，因而历史上的市场经济就好像被困在一种与世隔绝的“钟罩”内。这一问题被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视作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