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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马克思总体性社会科学方法 　　摘 要：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内在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蕴含着考察社会科学的一般性原则，以这种一般性原则作指导，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会形成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科学的一般性原则为基础的，总的来说，它包括两种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科学研究模式，即人文科学方法论模式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模式。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方法论 研究模式 　　 　　一、历史方法与一般性方法的区别与联系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研究社会现象的历史方法，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而马克思的一般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一般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方法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具体方法，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一般方法论。诚然，历史方法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具体方法，但它只是一种哲学上的具体方法，而不是一般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一般方法论与具体方法论存在层次上的差异，历史方法这种具体方法论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方法和一般方法论之间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方法以一般方法论为基础，一般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一般方法论是历史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方法和一般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一般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一般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研究，很有必要建构一种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方法于一身的综合性的方法论。 　　二、一种综合性的方法论如何才能成为可能 　　关于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就西方来说，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都曾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从而建构一种综合性的方法论。譬如，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在韦伯看来，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总的来说，是可能的。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又如，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是持否定态度的。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又要理解，但是仍然晦暗不明。 　　再如，吉登斯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而是以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的。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的，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