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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通才导师 　　 　　郑可先生自1987年辞世至今已经18载了。在他百岁冥寿之际，郑可工作室的学子们怀着崇敬的深情相约北京，聚集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共同缅怀这位身怀绝技和一腔爱国激情，为新中国的艺术与设计教育事业贡献一切的一代宗师。 　　1980年，郑可教授接受我这位步入不惑之年的老学生到他的工作室深造。那时，我们的国家正开始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祖国大地如“春风化雨”焕发生机和活力。时年古稀开外的老教授郑可先生正带着一班本科生和几位研究生，兴致勃勃地谋划着如何将他们培养成为新时期经济建设所急需的工艺美术高级人才。我有幸在他身边聆听过许多终身难忘的教诲，特别是他提出培养“通才”的理念思路和教学方法以及相应的课程安排，令我这个从事工艺美术教学多年的人耳目一新，深受启迪，至今记忆犹新。 　　记得他曾告诉我，他向业内同仁推介19世纪20年代德国“包豪斯”设计理念以及它对西方工业革命起到推动作用时，人们一片茫然，对“包豪斯”一无所知。在他看来我国的工艺美术设计水平还比较落后，而且工艺美术设计“三原则”――经济、实用、美观的提法也不够全面，应当加上“科学”二字，即科学、实用、美观、经济。这四原则比“三原则”要完善些。因为设计原理和功能要科学，材料应用要科学，生产工艺流程要科学，产品包装要科学，生产管理要科学等等。只有重视科学，才能提高设计水平。他之所以强调“科学”二字，是因为他一直关注着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新动向、新成果。他清醒地了解以前单一学科独立发展的自然科学已经发展到了不同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出现了许多新的“边沿科学”，甚至发展到多学科综合性的科学。正是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国际背景之下，他不得不重新思考工作室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方能适应“改革开放”之后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那时我们国家的教育方针、具体国情以及国外人才培养的相关信息，他认为以往曾经强调过的“又红又专”的提法已经不能适应科技急速发展对人才的要求。而“一专多能”的提法又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因为“多能”究竟多到多少才算多显然在概念上是不清的。基于上述分析和比较，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大胆而独到地提出“通才”的培养目标。他认为让学生懂得艺术的同时又能了解科学，应用科学，这样学生的本事就大了。所谓“通才”的含义就在这里。在当时的国情背景之下，这种“通才”理念的提出，显示出郑可教授非凡的智慧和远见，不能不令人折服。他说：一个人要做到既是艺术家又同时是科学家是很难的，这犹如“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一般。但是，应该而且可以做到关注和了解科学家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新成果，并且尽可能拿来为自己所用，使自己成为一个“应用科学”的工作者。郑可教授这种富有创见的教育思想也印证了邓小平提出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 　　 　　　　　　高浮雕 广州爱群大厦 1935年 　　 　　　　　　桂南光复纪念碑（局部） 桂林20世纪40年代 　　 　　 　　围绕“通才”这一培养目标，郑可教授形象地提出“金字塔”知识结构的新理念。不言而喻，“金字塔”的尖能砌得那么高，正是建立在宽大坚实的基础之上。他认为技术是容易学习和掌握的，而艺术修养则是长期积淀的，非一年半载所能及。而艺术修养又来自文化修养，因此，他要求学生广泛了解相关的姊妹艺术，如诗歌、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等，以扩大艺术领域的知识面。他对我说：一个人毕生要读的书太多，是读不完的。读书的目的全是为了用。因此，只能选择那些对自己有用的书来读，急用先读，力求读一本书有一点收获，读一百本就能有一百点收获，知识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每个做学问的人都是活到老学到老。然而人的脑子难以记住那么多的知识，怎么办？在电脑时代尚未到来之前，郑可教授要求学生必须建立读书卡片，以帮助记忆。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一天24小时又不可能增多。如何珍惜和合理支配每天24小时，郑可教授认为这也是一门学问。他把时间分为“收入”时间和“支出”时间，指出增加“收入”时间、减少“支出”时间的诀窍在于“动脑”。这种浅显的比喻富有深刻的哲理，学生们从中受益匪浅。 　　他严格要求学生，同时更严于律已。如他拒绝学院领导对他的种种照顾，自己每日早起，从西城白塔寺到东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上班，每日挤公共汽车往返四次，有时甚至六次，每次花费一个多小时，却从来不迟到。由于劳累，他每次上公共汽车后就找个位置坐下来，借以打盹，既弥补睡眠和休息时间的不足，又能保证充沛的精力来处理工作室繁忙的事务。正是这种精神，教育和激励学生们珍惜时间，增强自觉学习的主动性。每天晚上和自习时间，学生们争先恐后到学院图书馆阅览相关图书，收集各自所需的资料。 　　 　　郑可教授十分重视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一方面向学生推荐美学方面的书籍，另一方面安排学生参观各地的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