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宪另类业委会主任理性维权之路.docVIP

张大宪另类业委会主任理性维权之路 　　北京清晨的环路上，车流像原油一样缓慢流动。张大宪开着宝马穿越了半个北京城，来到一家居委会与负责人恳谈。尽管居委会刚贴出的通知中张大宪被宣告为“黑户”，但这份让他颇感意外的通知，并没有导致他气势汹汹地上门讨要说法，谈话在平静中进行。 　　两个月前，作为北京市住建委专家组成员，张大宪被街道办任命为西城某小区首次业主大会会议筹备组组长，负责协助、指导该小区成立业主大会。两天前，小区楼道里突然张贴了通知，宣布解散这个筹备组。“居委会有什么权力解散业委会筹备组?法律依据何来?”张的一位同伴向记者谈及此事时因愤怒而声音高亢。但这类事情对张大宪来说已经见怪不怪了。“一开始做业主工作是出于道义，现在却欲罢不能。从中我找到了成就感。我认为，中国的业主是中产阶级的萌芽，有钱有闲愿意为业主们做事的这批人应该像西方的绅士一样，努力让社区更和谐，并推动中国基层民主化进程。”在业委会办公室那间温暖的屋子里，张大宪仰着头，眼中充满憧憬。 　　像西方绅士一样为业主做事 　　随着《物权法》、《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社区居民通过业主委员会这种形式的自治，路径渐次明晰；但如何把一盘散沙的社区居民有序组织起来，却是一个需长期训练的过程。“北京市有4000多个小区，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小区成立了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那些成立了业委会的小区，也只有一半能正常运转，很多居民与自己小区的业委会主任、成员见面了互不相识。”张大宪说。 　　这是一个麇集了众多利益和矛盾的领域，一些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往往暗中使绊，阻扰业委会成立。大多数小区成立业委会都是从维权开始，被称作“打出来的业委会”。维权在各个小区风起云涌，甚至给一些地方官员形成了这样的印象，　“哪里成立了业委会，哪里就开始要乱了”。有些基层官员与开发商、物业公司存在利益勾连，亦不支持业委会。同时，业主因维权被打被泼漆的事件时常见诸报端，在人们眼里，这是一摊浑水，“老张，你不缺钱，又做了外公，在家享受天伦之乐多好，别掺和这些事情了。”周边的人劝他。 　　现在，张大宪已连续三届被他所在的北京市新天第一小区业主选为业委会主任，他还把触角伸到了别的小区，并发起成立了一家民营非企业单位――北京首一业主大会工作辅导中心，专门帮助别的小区成立业委会。 　　在接手上述小区的业委会筹备工作后不久，开发商就找到了他，还给他开出条件：“不成立业委会，或用我们推荐的人选组成业委会，半价卖你一套房子。”这是一处高档社区，最便宜的户型价格在千万元以上。 　　“这样的便宜不能占。”坐在记者面前，张大宪深吸一口烟，放慢了语气。 　　采访中，张大宪的手机铃声此起彼伏，他抱歉地对我说，“这几天北京搞物业评审，我是专家组成员，找我的人太多，能躲就躲。”突然间，他停下来，按下按钮，这是另一个小区居民打来的求助电话，这个小区因筹备业委会与物业矛盾升级，物业来了个下马威，停止向其中两幢楼供暖。 　　给媒体打完一圈报料求助电话后，张大宪斜倚在圆桌边，脸上露出些许疲惫，刚升级做外公的他似怨非怨地反问记者：“你说我图啥?天天赔着油钱和电话费为这些事跑来跑去，女儿和我一幢楼，每次去她家，外孙都睡着了，长什么样我都没看清。” 　　一个身兼数职的闲不住的人 　　57岁的张大宪操着一口京腔，“我是北京三十五中校友会的常务理事。”这所中学曾经走出过王岐山等一大批在政经界有广泛影响的人物。不过，因为父母被定为“走资派”，很多像他这样的“狗崽子”中学毕业后被下放到偏远的农村。“我很幸运，因为在学校表现好，留在了北京，被保送去了工厂。”他起初被分配到工厂食堂，军宣队查了他的家庭履历，担心他这种“根不红”的人会在食物里下毒，便安排他去做了钣金钳工。张大宪从工人干到班长，又做到车间主任。可就在“转干”的节骨眼上，厂里发生了人事变动，他“被病假”了。休假期间，张大宪自费去“北广”进修，期间还拍出了电视剧。 　　电视剧播出后，他成了名人，厂里不能待了。起初，他在北京某局的实业公司当经理。“我当经理其实很多时间都在写检讨，我给每个业务员买了一辆摩托车，配了汉显的BP机，有人告状说我挥霍。可我只是想提高工作效率。”张大宪的与众不同为公司创造了巨额财富，但他最终选择了净身出户。 　　离开公司后，张大宪靠倒腾音像产品掘到了第一桶金――41万元，那是1981年。随后，拿着这些钱在深圳投资了一家微型发电机厂，这次却赔得很惨，回到北京时，只剩下了5万元。 　　此后，一家中央机关接纳了张大宪，他成了那里的副处级干部。但从南到北地折腾了一圈后，张大宪觉得自己并不适应这样的体制。那时候机关里条条框框太多，下班和同事们喝点酒，开点玩笑，第二天也会有领导找他谈话。“也许是我身上艺术细胞多，蒙太奇得太快，不愿意受束缚。”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