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蒋经国交往.docVIP

张学良与蒋经国交往 　　研究张学良的人，多会关注他与蒋介石长达半个世纪的恩怨纠葛，而张学良与蒋经国的交往情况却鲜为人知。事实上，不论是通读张学良的口述历史，还是翻阅其幽禁日记，我们都可以看到，在同蒋氏父子的交往中，与蒋介石之间近半个世纪的爱恨情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他与蒋经国情同手足的密切往来。 一 　　1936年12月12日，为促使蒋介石停止“剿共”，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该事件的发生，不仅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也改变了远在苏联的蒋经国的命运。 　　1925年，蒋经国前往苏联留学，学习期满后他虽多次要求回国，却未获批准。究其原因，蒋经国认为，“苏联人觉得我父亲是他们在中国夺权的最大障碍，所以我在抵达苏联之后，实质上就成了被他们胁持的人质”。这一待就是12年。 　　而张学良激于民族大义所发动的西安事变成为蒋经国回国的契机。事变发生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力促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与蒋介石的会面中，周恩来“与蒋氏略叙家常，谈到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父子团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共同抗日，苏联政府与南京政府政治上也再次亲近。促使蒋经国回国，成了苏联政府对国共合作、中苏友好的一个“献礼”。1937年3月25日，蒋经国携妻儿踏上归途。 　　归国后的蒋经国奉父命回溪口，蒋介石为改变蒋经国“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灌输三民主义、儒家思想，给他请了古文功底深厚、熟读四书五经的名士徐道邻任老师。对于这段经历，蒋经国曾回忆：“我回国以后，父亲又要我读 《曾文正公家书》 和 《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而这一时期，因发动西安事变而被蒋介石幽禁的张学良亦于同年1月从南京转押至溪口，奉蒋之命读“完人之范，民族主义，和国儒学案”。这样，两个因西安事变而结缘的人，奉同一人之命在溪口成为“同窗”。对于两人在溪口见面的情形，在有关张学良的书籍中，作者们都给予大书特书。事实却是，两人同在溪口半年之久，却从未谋面。张学良日记可为一有力证据：“1937年11月12日，戴雨农来电言，同T.V（宋子文―― 笔者注） 为拟余等移居南京汤山或庐山，后来说确实为庐山，闻出自蒋意者。嘱刘乙光致意蒋经国，言久欲晤谈因两有不便，兹将离去，拟约会一晤，彼言不便辞之。” 　　在晚年口述历史过程中，张学良再次提到：“我在溪口的时候，他也在，蒋是让他念书，跟徐树铮的儿子徐道邻念中国书，那时他是很刻苦的人，无论走路还是……天天到那山上读书。”“我本来思想跟他俩见见面。他说不方便。”对蒋经国拒绝见面的理由，张学良有自己的见解：“我有左倾嫌疑，他是从香港，他是正式声明?离共产党，回国的。”对此，张学良表示理解：“他这很懂事情。”此后，张学良离开奉化，开始他颠沛流离的幽禁生涯。而蒋经国则赴江西大显身手，开启他全新的政治之旅，两人再无交集。 　　一直到1949年的端午节，蒋氏父子前往高雄要塞度节，张学良恰巧被囚于此地。负责看管张学良的刘乙光要去请示工作，张学良再次萌生见蒋经国之意，在其6月1日的日记中是这样记录的：“我把我的意思也表示了一番，并托他说与蒋经国，我想会一会。” 　　作为蒋介石的长子和“蒋家王朝”未来的接班人，蒋经国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处事上，无不秉承其父旨意。此时国民党军队在国内战场一溃千里，在蒋介石看来其今日之败势与西安事变不无关系，难免不迁怒于张学良。蒋经国不敢在此颓丧之时忤逆父亲，故采取不见之策。但是两人在身份、背景、经历和性格等方面的相似之处，又让蒋经国对张学良极为欣赏，因而他只是在等待机会，等待两人相交相熟的机会。 　　因而18日，刘乙光给张学良带回来一个令他宽慰的消息，这里在日记中写道：“下午老刘告知他见过蒋先生和经国，并把大概的情表谈了一谈，又言蒋经国对我意思很好。”一句“意思很好”胜过千言万语，让张学良渐渐冷却的心升腾起一丝暖意。不久，在蒋经国授意之下，饱受牙病之苦的赵一荻可以赴外治牙了。 二 　　1950年3月21日，蒋经国被正式任命为“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长期负责“管束”张学良的保安处也归其管辖。但是一直到1956年，我们在张学良的日记中见不到任何对这位蒋主任的记载。一则蒋经国忙于他的政治攀升之路，醉心于台湾建设；二是这时蒋介石对张学良没有一点原谅之意，蒋经国亦不敢越位做出格之举。 　　这种僵局到1956年底被打破了。其时，蒋介石撰写 《苏俄在中国》 一书，为了解西安事变全部经过，他让张学良“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并嘱看蒋经国写的一本什么书（书尚未交刘）”。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张学良为求自由，多次迎合蒋之要求，写下了一些对西安事变和中国共产党态度的文字。 　　正是由于他的违心“屈服”，换来了蒋介石态度的改观，也让蒋经国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