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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瓷审美追求 　　宋代是中国陶瓷业发展的高峰，当时有名的瓷窑遍布大江南北，百花齐放。虽然明清时代也是中国陶瓷发展的高峰，但其时景德镇一花独放，其他许多瓷窑处于萧条状态。宋代作为中国陶瓷发展的高峰不仅在于它的产量和众多的瓷窑，还在于它独特的审美价值与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文人的思想及追求。 　　 　　宋代城市的繁荣是陶瓷手工业发展的大背景 　　 　　任何一种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其社会发展的背景，宋瓷的发展也与宋代的城市化及城市的商业发展和文化繁荣有很大的关系。同唐代以前相比，宋代城市的商业生活与娱乐活动比重开始加大，城市结构和城市人口的增长方面都有了显著的变化。城市不仅是政治和权力的中心，也是经济发展的中心。 　　宋代以后的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职能明显加强，而商业气氛也更浓厚。以北宋的都城汴梁为例：“汴梁城内外，随处都有店铺、酒楼，与民居、官署、寺宇相错杂然并见于街面”。在汴梁城中，最兴盛的行业是饮食娱乐服务业，各式酒楼、茶坊、食店、瓦肆和妓院散布于大街小巷，以接待达官显贵。一些以豪门富商为主的酒楼，称为“正店”，在北宋末年据说这种正店就多达72家。其大者高达三层，轩宇雄伟，富丽堂皇。至于被称为“脚店”的中小型酒店，更是多到“不能遍数”，宋仁宗时就多达3000家以上。此外还有许多茶坊、食店、饼店。这种消费风气同商业的兴盛和商人阶层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商人的日常生活和酒楼食店之间更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而北宋这种城市繁荣所带来的饮食业的发展所需要的大量日用器皿，促使了宋代陶瓷业的迅速发展，以致当时大江南北名窑迭出。 　　 　　较之于其他时期，宋朝或许更能体现文学艺术与社会现实所保持的关系。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混杂胡人血统的贵族曾将自己对剧烈运动(马球、骑马、狩猎等)的爱好强加于人，而宋以后的执政阶层(由富裕而又有文化的家族组成，他们住在城市，往往靠其土地收入为生)则鄙视体力活动，执意对草原传统与民间娱乐保持距离。唐初备受赏识的军职，自从军队由招自社会底层的雇佣兵组成以来，便失去其全部声望。文学艺术的智慧、沉思、高深间或玄奥的面貌，在宋代高层人士中表露出来，至明清两代依然如此。自此，中国文化人便成为纯粹的知识分子，鲜有例外。他们鄙视机巧活动的观念根深蒂固。中国曾被称为“东亚病夫”，不重视体育的锻炼，也就是从此时开始的，一直延续到一个世纪前。而中国的文化和审美也自此开始由阳刚进入阴柔。秦汉、隋唐的磅礴气势逐步被宋以后的温文尔雅所替代。这种审美也自然会融入到当时的陶瓷艺术中。 　　城市商业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也必然会带来手工业的发展与进步。当时城市富裕家族的数目大大增长，建筑物与家具的富丽豪华、服装与烹调的精致讲究，成为宋代城市阶层的特色。一切涉及日常生活起居的产品，由于市场的需要，其工艺、技术的改进异常迅速。 　　许多人认为中国基本上属于农业经济的国家，但与这种观念正相反，宋代的主要财源却来自于商业与手工业，超乎汉代、明末及十八世纪。在当时的外国看来，中国是高级手工业品的国度。陶瓷、丝绸等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交易，而且大量出口到国外。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宋代陶瓷手工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宋代的瓷窑遍布大江南北，创造了各种独具风格的陶瓷品种，在陶瓷产量和质量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陶瓷制作的生活用品几乎代替了大多数金属、漆器等制品。 　　 　　 　　文人的美学追求造就宋瓷的审美趣味 　　 　　宋代陶瓷的昌盛来自于城市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而宋代陶瓷的特殊的审美趣味却来自于当时文人的美学追求。由于都市生活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瓷器成了当时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器皿，也成为文人手中茗茶饮酒的用具和把玩物，寄托了他们的情思、理想、品味和审美标准。在中国的历史上，食器从来不仅仅是一种饮用器，它往往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和权力。在夏商周时，它就是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器以载道”的说法。“器”是具体的物质，是形而下的有用之物，“道”则是器中包含的一种文化内涵，是属于形而上的精神性的东西。这一点在宋瓷的审美中尤其得到体现。 　　从美学的角度来讲，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人的本性在于社会性，因此提倡与“质”符合的“文”，文质相契，对于外化的文饰也就是人工的美和内在质地美的结合比较重视，体现的是一种雄浑、浓烈的阳刚之美。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庄则认为人的本性在于自然，一切社会的修饰、一切“文”都是对人本性的束缚，是多余的。因此，道家注重的是“质”，追求的是“真”，是“淡”。“淡”就是保持事物的本质，剔除人工的雕琢，是一种朴素、自然、淡远、寂静的美。孔子之文和老庄之质，一阴柔一阳刚，形成了美的两种境界。这两种美学思想，一直影响着历代中国美学思想和陶瓷艺术风格的形成，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儒道两家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