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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城市转型面临严峻挑战 　　摘 要：我国城市化正处在由速度型向速度质量型转变。只有因势利导地提高城市化质量，才能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城乡二元体制是提高城市化质量的体制性障碍。要提高城市化质量，就必须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城中村”、“小产权房”、“农民工”是城乡二元体制在城市的缩影，背离城市化方向。如何改造“城中村” 、化解“小产权房”以及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城市转型面临的严峻挑战。它不仅取决于改革的力度，还取决于各方面可能承受的程度。 　　关键词：城乡二元体制 城乡一体化 城市转型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是市场主导型的城市化，或内生型的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且已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城市化体现在政府主导型的城市化，或外生型的城市化。仅仅用了几十年时间，就达到发达国家近两百年的速度。与政府主导型城市化相关联的是，通过设置城乡二元体制，走不协调、不平衡的“重城轻乡”发展道路。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强制性地把农村一切可以集中的资源，都尽可能地动员起来，用于工业化城市化建设。与城乡二元制度和由城乡二元制度派生出来的城乡二元土地、户籍制度相联系，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孕育了三个很特殊的“逆城市化”范畴，即城中村、农民工和小产权房。在我国，无论哪一种类型的大中城市，几乎找不到一个城市不存在着城中村、农民工和小产权房。这就提出如何实现城市转型的问题。 　　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以及 “逆城市化”现象的出现，是城市化质量不高的表现，归根到底是源于政府对城市化的过度干预，即与政府主导型城市化相联系的“城市偏爱”。也就是说，正是“城市偏爱”导致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以及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城市偏爱”集中在人为抬高城市化门槛。具体表现在，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严禁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对重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向农民低价收购，低价供应城市居民。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不能进入市场流通，要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必须由国家低价征用，只有国有土地才能进入市场交易，城市范围内的土地实行国有化。在城市化过程中，虽然农民是土地的所有者，但却不是土地的供应者。因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是不能进城的，必须经过国家征用这个环节，转变为国有土地，才能用于城市建设。这和改革开放之前农民不能进城一个样。无论是农产品统购统销，或者是农用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征用，其手段都是关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市场大门。国家把住流通的关口，抑制市场的调节作用。通行于农产品统购统销的准则，是指令性计划，计划收购、计划销售；通行于土地征用的准则，是一半计划、一半市场。即计划征地，市场销售。后者给国家带来巨额的“土地价格剪刀差”，以强大的“土地财政”支撑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资金来源。此前几乎所有的制度设计和政策体系，都是以维护城市利益为出发点。 　　城中村是城乡二元体制在城市的缩影。城中村的生成不是政府规划和预先设计的结果，而是在政府规划限制下原农村居民与政府博弈的结果。在城市化启动阶段，由于政府无力把城市周围的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只能征用周围农村的一部分土地，并解决部分劳动力就业，导致“一村两制。”从而形成城中村的雏形。城中村就是城市范围内的乡村。在这里，城市与乡村的划分，是户籍制度以及由此派生的土地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卫生制度、住房制度以及其他社会福利制度。但是，与其他乡村不同，城中村地处城市范围内，低效益的农业很快地被二、三产业所代替，其土地也随之迅速增值，财产性收入比重很高，就业门路较多，其富裕程度超过一般的市民。当土地用于发展农业，固然也可以带来收益，但是由于农产品需求受恩格尔定律的制约，以及追加投入受收益递减的制约，其可能带来的收入增加总是有限度的；当土地用于农村盖房，由于农村人口城镇化是必然趋势，农村人口比重的下降是客观规律，其增值空间是很有限的；而土地用于城市盖房，由于人口集聚效应，需求空间大，增值的幅度也大。特别是一二线城市，增值的幅度更大。由于城中村能够分享城市集聚效应所带来的利益，对于城中村居民来说，土地是最重要的资产（能够持续带来收入的资源称资产），能够给居民带来巨额的财产性收入。当然，也应当指出，作为城中村居民发财致富的重要载体――房地产，很大部分既没有土地证，也没有房产证，不被国家法律所认可，被列为“小产权房”。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全国还没有一个城市取得可复制的成功经验。由于城中村户籍含金量超过市民户籍含金量。要把城中村居民转变为市民，难度相当大。因为实现这个转变，城中村居民的损失往往会超过改制后所带来的收益。特别需要指出，同属“逆城市化”的城中村与农民工结下天然的缘分。即伴随着城市规模的迅速膨胀，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对住房需求急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