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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和我祖父 　　祖父徐菊农在世时,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但是对末代状元张謇的崇拜早已耳濡目染。当时家里正厅中央便挂着一幅张謇的巨幅炭画像,风雕霜刻的眉宇间洋溢着英俊睿智的光彩,黑白相间的胡须又显示出沧桑和慈祥。祖父尊崇他为“啬公”,我们一家大小都称之为“张四先生”。书房里的布置更为惹眼。迎面是孙中山的照片,右上方题款“季直先生惠存”,左侧落款为“孙文”。两边则是张謇亲笔书写的“勉联”: 　　小试拟学墙东叟, 　　逸书重问济南生。 　　家里对张謇如此敬重和亲近,其实祖父与状元公门不当、户不对,地位、学识、名声有天壤之别,颇难搭上架。据“家谱”考证,我家是从苏州迁至如皋的,生意人出身。祖父是南北杂货店铺的业主,虽经营不善,却喜爱读书,舞文弄墨,以“儒商”自居。他结交过不少名师,却考运不佳,几乎每年乡试都落榜,连“秀才”的边儿都没沾上过。 　　 　　意想不到的“一字师” 　　 　　祖父是个十足的“状元迷”,对张謇的为文为事为人非常关心,也相当熟悉,甚至请通州的娘舅花重金购买《啬庵字帖》,以临摹状元公的字体为荣。祖父多次致函张謇,还千方百计想当面拜访,都因“名不正,言不顺”而未能如愿。 　　据说光绪二十年(1894)张謇考中甲午科鼎一甲一名状元后,衣锦还乡回到南通,此间受如皋挚友沙元炳(字健庵,壬辰进士,钦点翰林院编修)盛邀,到如皋孔庙书院为即将会试的学子讲课传经。祖父去听课,首次见到了这位自己日思夜想的“偶像”。张謇风骨,才气横溢,在谈到备考时,他一直举东汉“重才轻仕”的王君公和宋代才子毕济南为楷模,勖勉大家刻苦求学,锲而不舍,既“务虚”又“务实”。张謇还板演了即兴勉诗:小试拟学墙东君,逸书重问济南生。 　　祖父听得相当认真,回家后又查考了史料。原来张謇所指的“小试”即“清代童生官考”,“逸书”则系《尚书》外的“散文”。通过钻研《四库全书》又得知“墙东君”是一位老者,毕济南是一位少年后生,可见张謇举此二人为例,是为了勉励“老少考生”。祖父思来想去,认为张謇对此“勉联”未能仔细推敲,用字欠妥:为突出“王君公”中的“君”而用了“墙东君”,如此却与“济南生”的“生”不对仗。祖父为此拜访沙元炳,建议将“墙东君”改为“墙东叟”,这样“老人”对“童生”就显得更为工整。 　　不想这件事传到张謇耳中,张謇拍案大喜,在沙元炳五十大寿的宴席上,特地派人找来祖父,大加赞赏之余还要拜他为“一字之师”。祖父受宠若惊,不敢同席,张謇仍敬酒三盅,以示尊“师”,并当众赞曰:“人不可虚相,水不可斗量,改我字,必为我师也!” 　　张謇为表示感谢,应祖父所求将勉诗书写成“楹联”赠送给他,并依沙元炳的提议,让祖父当上“状元府”的“听差”,圆了他追求多年的梦。 　　多年后人去物在,这副勉联一直是我家的“传代宝”,珍藏了整整一个世纪。我于1988年2月,将此联影印件及其轶事函告张謇嫡孙、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的张绪武先生,绪武先生考证后赐复本人,他早年亦听过这则“一字师”的史话,建议我将勉联认真收藏,因为这对研究张謇早期学术思想有很大价值。 　　 　　东瀛访垦农 　　 　　祖父跟随状元公的时间并不长,对于张謇热衷的各项实业活动亦是外行,难以入门,不过,却曾荣幸地以“庶务”身份陪伴张謇去日本考察过洋务。 　　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应日本驻江宁领事天野邀请,张謇与几位同僚到日本参观大阪第五次劝业博览会。按我祖父遗作《东关逸事》记载,当时明治天皇闻听张謇是位文才精博的农垦局总理,又在积极筹办“南洋劝业会”,便破例设宴款待。 　　席间,张謇听到天皇所赞誉的华侨中有个叫许士泰的山东农民,不禁心中一愣,因为一年前他曾接到许士泰辗转寄来的信函,内中详述了开垦家乡荒地的种种建议。张謇批阅后即转交济南府,岂知洋洋万言却如石沉大海,不了了之。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的张謇当即向日本开拓使询问许士泰近况,据开拓使讲,许士泰有胆有识,励精开荒万余顷,天皇已授予其银杯和白桃绶勋章。 　　当天午后,张謇回到下榻处,几位同僚告诉他,日方已决定安排他们去富士山观光。张謇却摇摇头,说要去北海道会见那个垦农,一位同僚笑着说:“状元公,此机不可多得啊!你何必去找一介小民,实在要找,带个口信,命他来算了。” 　　张謇答道:“许士泰虽然只是个老人,可是大清国的农民却有几万万啊!” 　　同僚们见他执意要访,只好由他带了我祖父及另一名听差驱车前往。 　　到了北海道,他们按开拓使提供的地址,在札幌郡蛇骨山的山脚下找到了许士泰的庄园。这里,按祖父记载,“平原豁然,极望无际,上尽黄壤,态势远在东西京之上”。那位白发苍苍的垦农,听到前来拜访的竟是享誉神州的状元公,“扑通”一声跪拜地上,泪水簌簌地说:“游子在外,思念乡土,想不到娘家来了父母官……” 　　张謇扶起许士泰,随之抓紧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