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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吴宓一段往事等 　　我与吴宓的一段往事 　　徐洪火 　　 　　1966年6月28日，我们参加省委工作团的13位青年教师奉命回到西南师范学院。回教研室不久，“革命烽火”越烧越旺，终于有一天吴宓座位旁边墙上赫然出现了一幅标语―――“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吴宓！”我顿时明白，吴宓要倒霉了。隔了两三天，教研室开会批判吴宓。会上，几位了解情况的人声色俱厉地揭发批判吴宓，说他反对鲁迅、反对文字改革、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资助牛鬼蛇神，简直反动透顶云云。对这一切，吴宓闭口不言，不置可否。这次批判会，大家说话还有三分客气，也不作人身攻击，还让他坐着接受批判。会后，主持会议的刘遗贤叫我晚上去找吴宓谈谈，松包袱，免得他想不通，出事情（所谓“出事情”就是自杀）。当晚我到了他家，略事寒暄之后，我对他说：“下午大家对你的批判，你要正确对待，你要多学习中央文件，要实事求是地交待自己的问题。实事求是就是有什么问题交待什么问题，没有的事不要乱交待，这样会害人害己。”我一边说，他一边点头称是。我见吴宓神情很平静，不像要“出事”的样子，安慰了他几句就匆匆告辞回家了。谁知当晚他就把我说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日记中，末了还加了四个字的评语：“此言有理。”这是后来吴宓日记被抄，看过日记的一位好心人将此情况告知我的。当时我还着实吃了一惊，因为那时他已“升格”为“现行反革命”了，他说“此言有理”那岂不糟糕？不免暗中埋怨他“糊涂”，后来一切趋于平静，我才放下心来。 　　 　　林彪一伙打倒我的罪状之一 　　欧阳毅 　　 　　在红军长征途中，我和罗瑞卿同在一方面军工作，后来在抗大总校和公安军时，曾与他共事多年，对他比较熟悉。当林彪、叶群诬陷他要夺权，有“政变野心”时，我思想上有疑问，所以在炮兵领导同志传达讨论上报关于罗瑞卿问题时，曾表示过一些不同看法，并说过罗瑞卿不可能有政变野心。炮兵党委讨论了罗瑞卿问题后，起草了一份向中央军委汇报的报告，党委确定我修改这个报告。我没有落井下石，无限上纲，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文件上批注圈画起来。我把文件上罗瑞卿“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一贯”两字勾掉，批注道：“有一段时期很拥护毛主席”；把报告上的“政变野心”改为“政治野心”；把“他（罗）暂时虚假地跟随毛主席”，改为“在一定时间也跟随毛主席”等。这就成了林彪一伙打倒我的罪状之一。因此，1968年1月3日和1月15日，代理人以炮兵党委名义向林彪控制的军委办事组上报我的所谓罪行时，便竭尽污蔑之能事，如说：“早在1938年罗瑞卿任抗大教育长，欧阳毅任秘书长时，两人就有勾搭。后在1950年罗瑞卿将他要到公安军任政治部主任后，欧长期与罗勾勾搭搭，关系十分密切，罗曾许其到江西省任第一书记。罗的问题暴露之后，他极力为罗开脱，包庇罗的罪行。”恶意罗织，一派胡言。 　　 　　我所知道的《闲话皇帝》事件 　　毕云程 　　 　　1935年，《新生》周刊发表了《闲话皇帝》一文（文中有涉及日本天皇之处）。 　　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侮辱日本天皇，提出了严重交涉，吓得国民党政府惊惶失措。原来那时国民党政府规定出版书刊必须经过审查批准，方可出版。《闲话皇帝》这一篇文章也曾经过审查盖章批准，并发给审查证的。既然审查批准，再有问题，自应由国民党政府负责。但国民党政府怕日本帝国主义怕得很厉害，这事一发生，立刻派大员到上海劝说杜重远以爱国为重，把一切责任担当起来，要求把审查证交还销毁，对于已经审查批准一事，要绝对保密，不准泄露丝毫消息，以避免日本帝国主义要国民党政府负责。当时，杜重远是《新生》周刊的主编，我与寒松也是周刊的主要负责人。我们将审查证秘密地藏起来，坚决不还他，但国民党政府还是装腔作势，提起公诉，把一切责任推在杜重远身上。所谓开庭审讯，完全是一场骗局，当庭没有问多少话，就宣布判决重远“妨害邦交”判处一年两个月徒刑，当场被拘禁起来。国民党政府怕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又怕重远把审查证公开说出来，因此就这样迫不及待地判决了。重远在漕河泾监狱中表面上好像是受优待的，单独住在一个比较干净的小房间内，离开其他狱房很远，随时可以在狱中的会客堂或者重远自己的小房间内接见亲友。后来又以医治疾病为名，移往虹桥疗养院。为什么要这样优待？主要是因为审查证在我们身边，他们怕得很。但《新生》周刊则在重远判刑时被禁止了。 　　 　　一件不寻常的死刑 　　张道梁 　　 　　1947年5月13日清晨，天津警备司令部执行了一件不寻常的佟海山死刑。 　　这死刑案因涉及评剧名演员小白玉霜，故成为津门热门话题。执行死刑通常都在午后，而这次由于《新生晚报》事先发表了消息，突然改在清晨，从而在执行上显得很不寻常。 　　《新生晚报》在1947年5月11日早刊登简讯：原文是：“《本报北平电话》评剧坤伶小白玉霜（李在雯）控其本夫佟海山汉奸及黑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