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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中西法文化比较 　　摘要中国和西方由于在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状况、传统伦理思想以及地理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在法文化上向来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我国现代化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比较和探究中西法文化之间的这种差异,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人治法治差异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6-015-02 　　 　　“西法东渐”是中国当代法制建设一个尤为醒目的变革趋势。由于法制现代化必然要涉及社会文化及其精神价值基础的变迁,适当借鉴域外先进的法制文明成果,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法制文明成果对中国的法制建设是有利的,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地囫囵吞枣,而应取齐精华,去其糟粕。因此运用比较的方法探究中西法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就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认识和了解这种差异,就有助于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现实进程中,有针对性地去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制文明成果,自觉吸纳人类社会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培育和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制文明。 　　 　　一、人治与法治 　　 　　(一)中国古代法文化:人治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认为国家政治主要应依赖贤人,其次才是法律。荀子曰“君子者,法之原也”便是典型。意即治国的根本,第一位的是贤人,法律是第二位的。贤人何以比法律更重要?儒家以为:一是法要贤人来制定;二是法要贤人来执行。贤人在执行中会使不善之法以纠正,而善法如让小人去执行, 只会祸害无穷。①但以法家为代表,包括汉以后的某些先人,则认为法律比贤人更重要。一为贤人难得,而法律唾手可得。韩非认为,象尧舜这样的贤明君子,千世才出一个。世上更多的是智慧平平之君。他们如掌握了法律这武器,一定治得好天下。二为贤智虽好,却无强制力,只有法律或刑罚才能立竿见影令人服从。在经历了春秋时期政治保守派(儒家)“为国以礼”,“以礼明是非”的观点与政治革新派(法家)“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事断于法”观念的大碰撞之后,终于在西汉中期确立了由儒家学派提出的贯穿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制思想,即“礼法并用,德主刑辅”。通过以上先秦“任人”、“任法”两派争论的言论,我们不难发现:两派貌似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其骨子里却都承认贤人的绝对价值要大于法律,即使是提倡以法治国的法家也只是将法律作为其统治国家的工具。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倾向于“人治主义”,强调以“礼”、“德”为主教化人的思想,法律只是作为训化臣民的辅助工具,用来惩戒那些违反礼教、道德的行为,而作为统治阶级的皇帝、大臣们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凌驾于法律之上。 　　 　　(二)西方古代法文化:法治 　　在西方,从最早希腊城邦时代的理想主义法哲学代表人柏拉图开始,“依法治国”便成了西方法律哲学的主导思想。尽管早期的柏拉图主张最好的政体是“哲学王”统治的以人为主的政体, 但在其后期的思想转折性著作《法律》一书中,受两次西西里之行影响的柏拉图已用“法律主治”的思想取代了其一直推崇的“哲学王之治”思想。柏拉图指出,“法律权威的至高无上是新理想国最重要的特征。这事关城邦生死存亡,因为当国家不依靠哲学王而依靠法律来统治时,一旦法律失去应有的权威,以法治国就成了一句空话。” “如果统治者(一人或集团)可不受法律制约,甚至以言代法,那么不管在这个国度里有多少法律,也谈不上什么法治”。柏拉图《法律》中的法治观开创了西方法治理论的先河,这一理论对后世的影响,不在于它的具体构想,而在于它的主要精神。随后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法治优于人治,多数人治国优于一人治国”思想,洛克《政府论》中的“立法权是最高国家权力,法律权威至上”思想,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的“三权分立与制衡”思想,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法律公意说”思想等等,都在英、美等国的宪法规范和宪政实践中得到了不同形式的体现。② 　　 　　二、中西法文化差异的缘由 　　 　　(一)“重农抑商”与“重商政策” 　　中国传统的法文化,主要成型于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是小生产方式的自然经济,农业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构成了社会经济的基础,劳动的主要客观条件是土地,而封建统治者在牢牢控制土地的同时,也牢牢控制 着土地上的劳动者。这种经济形态和经济关系决定了:(1)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长期采取“ 重本抑末”、“ 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极大地限制了古代中国的商品经济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在法制上形成“重刑轻民”的特点;(2)由于受狭隘的封建经济关系束缚,个人只有依附这种关系才能够生存,因此个人不具有独立发展的条件,也就不可能生成自由自主的主体权利意识。(3)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中,小农虽然人数众多,但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发生广泛的联系,也就不能成为一个团结的政治力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