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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翻译理论中人文主义语言观 　　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的人文主义语言观，解释欧洲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共有的特性。翻译作为一种语言活动，突出强调了语言的特点，与此同时，语言作为一个民族的独特创造也会反映出不同民族的独一无二。洪堡特提出的人文主义语言观恰好说明了欧洲翻译理论中的民族性，本文以此为出发点，探寻了人文主义情怀对欧洲各国翻译事业的影响，总结了欧洲翻译理论中的人文主义语言观。文章最后从讨论的语言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关系出发，就强调坚守我国文化自信表达了一席鄙见。 　　关键词：洪堡特；人文主义语言观；翻译理论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1--03 　　一、引言 　　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冲破神学的牢笼，打破教会管制的枷锁，带来了人文主义的光辉，欧洲各国的翻译事业也在人文主义的号角声中显现出赋有这一时期独特魅力的光芒。欧洲各国纷纷加入巩固和繁荣本民族语言的运动风潮，折射出各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尽管各国在这一时期有不同的艺术和文化创造，但这一点几乎成为欧洲各国在这一时期共有的特征。 　　经过漫长的五个世纪后，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提出语言是一个民族精神创造的产物，即语言的形成发展会受到民族精神精神的影响，他对语言民族性的研究，是欧洲人文主义语言观被发掘进而发展的一个缩影。至此我们追溯五个世纪前欧洲各国的翻译运动，那种共有的特征逐渐具体，用洪堡特的人文主义语言观恰能解释文艺复兴时期翻译活动的内在本质。我们在看到历史偶然性的同时也应关注到其必然，文艺复兴之后的启蒙运动将原先人性的释放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但人文主义的情怀并没有消退，因而深受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影响的洪堡特也算是承前启后，以独特的民族精神为视角探寻语言与民族关系中反应的人文情怀，据此也可为我们考察欧洲的翻译提供理论视角。 　　二、人文主义语言观 　　中世纪之时，罗马教皇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奠定了拉丁语享有绝对话语权的基础，给各民族语言的发展几乎没有留有空间，欧洲各国民族语言意识被长期压抑。随着文艺复兴时期破神学与经院哲学浪潮的推进，欧洲各民族意识逐渐从沉睡中苏醒。语言作为一个民族特有的标记，在这一时期也得以发展，可以说是与民主意识并驾齐驱。在经过18世纪对于理性的追捧后，浪漫主义将人性中奔放、充满激情与感性的一面释放出来，人们从各自主观内心出发，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享受。因而人们更不吝啬自己的语言，运用热情的文字抒发内心的澎湃激情与豪情壮志，语言的形成与发展也成了最能代表人类实践的活动。 　　欧洲的人文主义者不仅关注“人”的解放，也同样关注体现本民族特色各个方面的因素。欧洲语言的人文主义在早先古希腊哲学中已初见端倪，亚里士多德将口语喻为“心灵的经验的符号”（申小龙，2001）。人们说话发出的声音直接反映了人们心中所想，而这种“心灵的经验”实属人类特有。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肯定了语言的产生是源于人类的内在需要，洪堡特将这种内在需要的真正原因归于人类的本性。 　　不管是不同民族世界观的形成，还是他们精神力量的发展，语言的力量也都是不可或缺的。魏斯格贝尔认为语言包括了历史生活，并“在精神上刺激着历史生活的经常体现者――人民”（申小龙，2001）。欧洲的人文主义语言学就主要体现在语言与人民和民族的关系上，研究语言的学者在这种思潮下渐渐f 也普遍关注语言的人文性与民族性，关于这一点，雅各布?格林表达得更为直白，他曾说：“日耳曼语言背后隐匿着日耳曼民族的精神。” 　　三、洪堡特语言观与他的民族精神 　　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受康德影响颇深，是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者，因此与其说是基于对语言成分科学的分析，洪堡特的人文语言学观点更会被看做是建立在民族精神发展的基础之上。洪堡特认为语言实际上反应出一种世界观，每个民族和群体的世界观的不同，从本质上是由于民族语言的不同。语言的特性是民族精神特性对语言不断施予影响的自然结果，一个民族的人民会以相同的方式理解一个词的基础意义，再把相同的内涵意义或者情感色彩赋予这个词，在民族智力独创性与理解力相协调的范围内构造语言。“智力的形式和语言的形式必须相互适合。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民族的语言即民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统一程度超过任何想象”（申小龙，2000）。于是每一种语言都可以推知与它相关联的民族的特征，这个民族便逐步地使其语言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色彩和感情。他提出：“语言具有一种我们能觉察到，但本质上又难以解锁的独立性，就此看来，语言不是活动的产物，而是精神不自主的流射……”（申小龙，2000）。这种“不自主的流射”是各民族?L期生活经验所得而来的馈赠。洪堡特语言思想的理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