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时西口商.docVIP

清末民初时西口商 　　在清王朝末期，塞外的归化城（即今呼和浩特旧城，民国后与绥远城统称归绥市）却是勃勃生机，据文史专家刘映元先生统计描述，光绪十三年（1887年）归化关的税收，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增加将近两倍，宣统年间归化城的商务比清朝鼎盛时期还要繁荣，处于经济腾飞状态。“南迎里府客，北接外藩财”，西口商埠归化城把中原的商品分散到外蒙古、新疆，将外蒙古、新疆的物产聚集于归化城，然后再倾销于边墙口里，遍布于广大的中原地区。 　　 　　1901年《辛丑条约》订立以后，归化城被辟为跟外国通商的商埠， 从蒙古高原，从伊犁河畔，亘古草原上的皮毛由那里先运往天津，再漂洋过海出口和国际市场接轨。那时，不仅中国的好男儿，不少的外国商人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走西口”，“洋行”纷纷来到此地设庄。当地经营进出口贸易中介性行业的商家不断崛起，归化城成了西北最大的皮毛牲畜集散城市。“皮毛动，百业兴”，目光敏锐的西口商抓住时机，事业不断发展，即使是在民国战乱时期，屡遭重创也还能够艰难延续下去。 　　当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时，皮毛贸易也在劫难逃，但西口商之间摒弃冲突和矛盾，以非常的气魄与胆略，互相扶持，积极应对。显示出一种大气磅礴的气势，商业人格日益强健。回顾他们艰辛的发展历程和流淌着道德血液应对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传奇历史，值得我们比较、借鉴。 　　 　　一 　　 　　“集生祥”皮毛牲畜店一度曾是归化城里皮毛牲畜行业中规模和气势最大的一家，从1911年（宣统三年）创立，整整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皮毛市场上活跃了40年，被外路客人认为是代表绥、包两市皮毛牲畜行业的“大字号”。“集生祥”经营的范围很广，它在极盛时期每年经营额约占归绥皮毛牲畜市场总交易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并且兼营外蒙古和新疆出产的贵重药材，“集生祥”为内蒙古地区培养出了许多皮毛牲畜行业中的“全面手”。 　　从前，归化城从事牲畜贸易的“乾羊店”、“马店”等生意较兴隆。它们把从草原各处进货来的牲畜,倒卖给“京羊庄”和口里的“马客”们，由于北京的“京羊庄”前来购买大批食品用羊，所以“乾羊店”一向就比“马店”、“驼庄”数目多。而皮毛却没有大的销路，除了细皮而外，普通皮张很不值钱。庚子年（1900年）以后，过去不为人们所重视的皮毛，以及随便扔弃的猪鬃、肠衣和骨、血等，都有了卖给外洋的广阔销路，归化城市场发生了划时代的重大变化；和皮毛有联系的“乾羊店”自然扩展成综合性皮毛牲畜店，经营其他商品的也打破了当地商界的传统老规矩，兼代了皮毛牲畜业务。 　　“集生祥”的创办人李祥是“乾羊店”学徒出身，他在学徒期间刻苦钻研，练出一双很好的“眼力”：大群羊进出羊圈，他在圈门口用眼一看，就能知道多少数目，甚至连一个都不差；抱起一只羊再放下，便能知道多少斤称，上下差不了半斤。他不到30岁就完全熟悉了牲畜行的全盘业务。 　　当天津外国洋行由派遣买客改为设立分行，归化城许多街道挂出了洋行招牌，收购皮毛和土产。在这新的形势下，李祥的“眼力”重新定格：他不墨守成规，和朋友们合伙搞了一个“万义昌”。 平时特别注意衣着时髦讲究的李祥，以“万义昌”上街掌柜的身份，天天去各家“洋行”揽生意，同时结交了一个英商“天长仁洋行”买办、天津人赵秀山。1904年（光绪三十年）前后，他去了一次天津，回到归化城即展开了交际应酬；李祥和山西“票号”、当地的“土财主”交往甚密，1908年“大清银行”成立，国家银行发放贷款，利息比私人“票号”、“钱庄”为低。他和分行经理许维山也成了朋友。 　　1909年（宣统元年）正月，李祥将“万义昌”铺底推给别人。带出十几个连手伙计 ，正式挂出了“集生祥”字号招牌。财股每俸500两银子，赵秀山顶了三股，太谷范家顶了五股，因为没钱，他只顶了一股。 这一笔款项仅够开办费用，以后完全依靠李祥借贷资金周转。 　　李祥既有经济眼光，也有政治眼光 ，还特别留心时局的发展演变。赵秀山以后回了天津，兼任了“集生祥”坐码头掌柜，逐日给他写信汇报行情。他本人在归化城也交官结吏，打听军政新闻。 　　电报局成立以后，李祥和赵秀山首先创立了“密码”，并且规定单双日不同，每月临时交换，使得电报局的人都无法窃密卖给其他皮毛牲畜店。 　　归化城在光绪十年新疆建省以后，成了天津海口到新疆内陆中间的一个大过站，货物都是在归化城换脚，再驼运新疆，当时约有3万头骆驼往来新疆。 1911年（宣统三年）秋天，李祥为开辟新疆皮毛货源，派刘琪赴乌鲁木齐和奇台调查市场，当刘琪带着好几十头骆驼驮着皮毛返回时，李祥接到赵秀山的报告，获得武昌起义、西安和太原光复的消息。他当机立断，叫刘琪在五川途中把货完全推出，没有受到辛亥革命期间钱紧货疲的时局影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李祥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