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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发展机制下探讨我国碳信用交易市场发展 　　【摘要】全球气候变暖引起的地球环境恶化，而碳排放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因素。因此，如何实现全世界的碳减排是目前人类关注的最大问题。本文试图在目前国际已有的条约基础上，在清洁发展机制（CDM）下，探讨“碳信用”交易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进展的情况，为建立我国的“碳信用”交易市场服务。 　　【关键词】清洁发展机制（CDM）；碳信用；市场；交易 　　 　　日前，中国国务院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首次提到，要建立和完善主要污染物和碳排放交易制度。10月21日，在发改委发布的《决定》解读上再次提到，为贯彻和落实《决定》的部署和要求，应建立和完善主要污染物和碳排放交易制度。这是国家首次在官方正式文件中提及“碳交易”。近期分布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上，首次在应用经济中将“碳交易”和“碳金融”的研究作为指南项目。一年前国家发改委有关部门还避讳使用“碳交易”一词，如今国务院发文明确使用该词，说明高层对建立国内碳交易市场的态度已经明晰。 　　全球气候变暖引起的地球环境恶化是目前人类面临的最大难题，为此，由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组成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其成员国经过艰难的谈判，形成了一些国际公约：其中，《京都议定书》是最有约束力的应对气候变化公约。 　　1.“碳信用”的产生 　　《京都议定书》实际上明确了两种国家：一种就是享有完全“碳排放权”的发展中国家；另一种就是在国际条约规定限度内享有“碳排放权”的发达国家，或称之为“碳排放权”受限的国家。不过，《京都议定书》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引入了碳排放交易的概念。也就是说，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合同一方向另一方购买二氧化碳排放权，通过减少卖出方二氧化碳的排放达到减缓温室效应的作用，并以此实现买方自身的减排目标。其中议定书规定了三种交易机制： 　　其一，排放贸易机制（ET）。一个发达国家将自己超额完成的减排义务指标以贸易的方式转让给另一个未能完成减排义务指标的发达国家，出让方自然要从其排放额度中扣除卖出去的额度。 　　其二，联合履行机制（JI）。一个发达国家向另一个发达国家以技术和资金投入的方式实现减排的项目，由此实现的减排额度可以转让给投入技术和资金的缔约方。 　　其三，清洁发展机制（CDM）。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和技术投资实现减排目标的项目，由此产生的减排任务算作发达国家的减排额度。这一个机制被看作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双赢机制”，发展中国家无偿获得了资金和技术投资，而发达国家以低廉的成本实现了法律要求的减排额度。 　　由于《京都议定书》为工业化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设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和限排目标，国际排放交易下的AAU、联合履行下的ERU、清洁发展机制下的CER成为稀缺资源，“碳信用”概念应运而生。按照国际市场惯例，排放到大气中的每吨CO2当量为一个碳信用，AAU、ERU、CER都属于“碳信用”范畴。“碳信用”本身具有归属分配和实际使用并非发生在同期的特性，也就是说具备远期合约等金融衍生品的某些特性。充分考虑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排放的温室气体都具有相同的增温效果，不同国家、地区的温室气体减排和增排实际上具有可替代性的三种灵活机制，则创造了“碳信用”真正成为在金融市场中可交易的金融衍生品的基础条件。反过来，完善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又进一步促进了“碳信用”交易的繁荣。 　　2.国际上“碳信用”市场体系的概况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碳信用”市场，区域市场体系之间呈现出市场分割态势。但是经过多年的发展，国际上“碳信用”市场渐趋成熟，市场范围扩展、市场结构层次、产品复杂度和市场的规模都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国际上“碳信用”市场可分为配额碳市场和自愿减排碳市场。配额碳市场为那些有碳排放上限的国家或企业提供“碳信用”交易平台，以实现其减排目标。配额碳贸易又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基于配额的碳交易，也就旨在“总量与贸易机制”下由管理者对碳排放确定和分配（或拍卖）基础上产生的碳贸易。如《京都议定书》下，发达国家相互转让的分配数量单位，或在欧盟碳交易机制下各成员国对所拥有的欧盟配额进行交易。二是基于项目的典型交易，即以《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联合履行和清洁发展机制为基础的贸易形式。自愿贸易市场则是从企业社会责任、品牌建设、社会效益等其他目标出发，自愿进行碳贸易以实现减排。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世界最大的区域“碳信用”市场，涉及欧盟27个成员国以及列支敦上敬和挪威共29个国家，近1.2万个工业温室气体排放实体。自运行以来，“碳信用”产品交易量与交易额占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二以上。2007年的成交量是20亿，价值超过500亿美元，这数字，无论是交易量还是交易额都比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