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市博物馆楚镜.docVIP

淮南市博物馆楚镜 　　铜镜的发展历史，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共经历了4000多年。战国是铜镜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其中又以楚镜的铸造工艺成就最高。淮南作为楚国最后一个都城的近郊，历年来出土了一批具有特色的战国楚镜，彰显了楚国晚期的最后辉煌。 　　 　　一、淮南博物馆馆藏楚镜来源及背景 　　 　　公元前241年，即楚考烈王二十二年，楚国迁都寿春，改寿春为郢。郢都寿春的地望，经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遥感勘测和考古调查，最终确定了寿春城的位置和范围。据勘测，寿春遗址位于今寿县城东南，大致包括今天的寿县县城、城南近郊、城东柏家台和淮南市谢家集区西侧一带。1985年，在楚寿春城东柏家台发现一处大型宫殿建筑遗址，是城址的宫殿区。柏家台隔淝水与淮南相邻，两地城区相距不足四公里。楚国的墓葬区就分布在寿县南部和淮南市境内的杨公镇、李郢孜镇一带， 　　1983年，在淮南市杨公镇朱家集发现楚幽王大墓(当地人称李三古堆)，出土器物4000余件，震惊了国人，引发了学术界研究楚文化的热潮；1977年至1979年，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在杨公镇发掘了战国晚期楚国贵族墓葬9座。2006年，淮南市博物馆在杨公砖厂抢救性清理发掘了楚国贵族墓葬1座。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李三古堆、武王墩大墓的周围探测到多个大型车马坑，在其周边现仍保留着黄歇墓、大古堆、小古堆、王八古堆、白泥古堆、尖古堆、严氏古堆等十几座有大型封土的古墓葬，是我省唯一一处先秦时期分布集中、保存完整、等级高的贵族墓葬群。 　　与寿县接壤的唐山镇、李郢孜镇约二十平方公里的区域范围，经多年的考古发掘证实，是战国晚期楚国的小型墓葬区。新中国成立以后，伴随着城市基础建设的大步推进，淮南市博物馆在以上地区陆续抢救性发掘了一批墓葬，出土了一些风格鲜明的战国楚镜。 　　馆藏楚镜除本地区考古发掘获得的楚镜外，另有部分来自于对该地区的征集和打击盗墓收缴，本文收录有17面。 　　 　　二、淮南博物馆馆藏楚镜分析 　　 　　淮南馆藏的17面楚国铜镜，从镜背的装饰纹样上可以分为6个类别，包括连弧纹镜、云雷纹镜、羽状纹地四叶纹镜、四山镜、蟠螭纹镜、变形兽纹镜等。 　　连弧纹镜3面见图一、图二、图三。1972年淮南市谢家集区红卫轮窑厂M4出土的单线连弧纹镜是本地区发现铜镜铸造时代最早的一面。其连弧纹的装饰形式是在素地上以小三弦钮为中心，用单线隆起的十一个内向连弧纹，装饰手法非常简洁，这种单线形式的连弧纹镜发展到战国后期演化成宽带状连弧纹和以云雷纹、蟠螭纹、涡纹做地的七弧和八弧不等的形式。馆藏中还有一件形制、纹饰与之相同的素地单线连弧纹镜，但镜体稍厚，尺寸也稍大。这两面铜镜有早期楚镜风格，说明在楚国迁都寿春之前，楚文化因素已浸润淮河流域。 　　云雷纹镜(图四)1面。时代稍晚，三弦钮，小圆钮座，以圆涡纹及两个底边相对的双线三角纹相间排列，满布镜背。纹饰有横穿的范线，可知该镜由两块陶范拼接而成；地纹比较疏朗，与战国晚期以失蜡法铸造的细密地纹有明显区别。较湖南长沙年佳湖896号楚墓出土的云雷地纹镜直径更小些，钮座所占比例也小一些。 　　羽状纹地四叶镜(图五、图六、图七、图八、图九)5而，均出土于市域西部的唐山、李郢孜镇一带。其中圆钮座3面，方钮座2面；山字形四叶1面，心形四叶3面，长杆花叶1面。羽状纹地心形叶纹铜镜时代较早，出现在战国中晚期之交，在湖南、湖北楚墓中出土较多。其中，2010年8月，在淮南市谢家集区李郢孜镇谢家集新区21号楼工地出土的战国四叶纹镜(图八)，羽状地纹非常精细，但其镜体己明显增厚，镜缘宽大，放置手中感觉沉重，已经没有楚镜小巧轻薄的感觉，说明这种羽状纹地四叶镜延续时间很长，一直到战国末期还在流行。 　　四山镜(图十、图十一)2面。1957年在淮南市唐山公社邱家岗和1987年在淮南市谢家集红卫轮窑厂出土的2面四山纹铜镜是战国楚镜中的代表作品。邱家岗出土的是八叶四花朵四山纹镜，直径13.7厘米，厚0.4厘米，方钮座，山字底边与方钮座平行布置。山字间置四朵四桃叶形花，方钮座的四角和四个山字右侧凹处各伸一片桃形花叶，以绞索形花枝将花朵与花叶连系。左旋山字与细密的羽状纹地构成均匀、细腻、富丽、繁缛的动感画面。与此镜纹饰尺寸相同的一面铜镜出土于湖南长沙楚墓，编号M1554:7，直径13.8厘米，厚0.4厘米，分类为Ⅰ类Ⅵ式，为战国晚期中段，与邱家岗这面形制、尺寸基本相同，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77至公元前250年，即在楚国迁都寿春之前。这两面铜镜尺寸、纹饰的布局安排，尤其是山字笔画的粗细十分相近，这在众多的四山镜中是比较罕见的，应为同一时段、同一区域铸造。长沙是当时楚镜的铸造中心，仅《长沙楚墓》就收录了49面，淮南邱家岗出土的这面铜镜当来自长沙。 　　羽状纹地四山四鹿纹镜，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