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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议墨子兼爱 　　摘 要：王阳明宣扬“一体之仁”必然会涉及如何看待墨子的兼爱，墨子能否评价为仁就需要认真思考。“仁”从内心生起又是“渐”与“根”的组合，不同于墨子直接以博爱天下作为眼下当然的诉求。墨子“行仁而过”乃至摩顶放踵，功夫全在外，故不合于儒家仁学。但当时的问题不是墨之乱儒，而是墨之不及，墨子毕竟走在学仁义、求性命而不是专注于记诵辞章的正道上，故“犹有自得也”。阳明坚守仁义内在，立足“本体”看问题，而不能是心外的增益――例如夷之限定于操作和方便层面而非内在的“施由亲始”，就成为阳明心本论背景下区分儒墨的关键。 　　关键词：仁；兼爱；仁义内在 　　中图分类号：B24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6-0091-04 　　自程颢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和程颐以“理一而分殊”的命题概括张载《西铭》宗旨以来，儒家仁学的普遍之爱内涵进一步得以伸张。张载甚至从他气性一源的基础出发，直接走向了“爱必兼爱”的主张。①如此张扬兼爱，并不等于否认仁爱与差等之间的关联，理学家无非想要说明，对兼爱不应当一般性地反对。事实上，从宇宙论的层面讲，兼爱已经是合法的存在。不论是“理一（无分）”还是“分殊（差等）”，执着于一方都会有弊，都已离开了中庸的轨辙。关键在把持一个恰当的度，并能从分殊走向理一。② 　　到明代，王阳明承接了宋儒的“万物一体”观，并推广为自己的“一体之仁”说。然而，对普遍之爱或博爱的伸张，必然会涉及如何看待墨子兼爱的问题。因为如果“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去规定“仁者”的话，墨子就是应当包含在内的，为何不能肯定墨子所说为仁呢？这是学生给阳明提出的问题。 　　阳明承认，这个问题并不太好回答。“此亦甚难言，须是诸君自体认出来始得”，学生需要去认真思考方得。不过，阳明自己仍然给予了解答，其中心是突出儒家仁爱自根生发的“渐”的特点：“如冬至一阳生，必自一阳生，而后渐渐至于六阳，若无一阳之生，岂有六阳？阴亦然。惟其渐，所以便有个发端处；惟其有个发端处，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③首先，须确认有发端处（根）才有生；其次，“六阳”不可能骤然而至，它必是由“一阳”渐渐蕴积而来。阴阳如此，树木和人类也不出其外：“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孝弟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生出来。”④普遍之爱的流行，必须有人心内在的发端，“仁”是从内心“生”起的，再抽芽生枝，将生意贯彻到树木全体，亦即将爱普施到民众万物。如此“渐”与“根”的组合，对于“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的生意或博爱的流行就是有限定的：“渐”在强调其步步推广的过程；“根”则在确立爱之发生的天性。发于天性再步步推广，便能由亲亲走向仁民爱物。一句话，博爱之理是从“里面”发生出来的。 　　考虑到这一根源及其作用机制，人际或人物间的亲疏远近便自然形成了差等的关系。墨子齐一地看待自家与他家、兄弟与途人，不讨论发源的根由，又是一蹴而就，直接以博爱天下作为眼下当然的诉求，就违背了天之生物的本性和自然次序，所以，这就不是仁之理了。不过，墨者夷之与孟子辩论，提出了“爱无差等，施由亲始”⑤的观点来概括儒家的主张，意味这与墨家的兼爱并不冲突。的确，此一主张与阳明承袭孟子而来的亲亲、仁民、爱物的“推恩”说在形式上非常接近，但从机制上说仍有差别，即阳明的推恩是基于内在天性即仁理的发生，夷之讲的“亲始”则被限定于“施”即操作和方便的层面，不是当然之根的自然生发，爱之发端处的问题没有能真正解决。 　　当然，这并非问题的全部。根源上的差异不能掩盖目的上的同一，“里面”的亲亲总是要走向“外面”的仁民爱物。相较而言，在宋儒如朱子那里，同样也看重孟子的推恩说，但其《大学章句》所持，却是以“新”为“亲”之解，故朱熹的“亲亲”逻辑上并不能由孝悌之爱一概地推广到百姓万物。⑥但这一问题在阳明却不存在，按他《大学问》的理路，可以很自然地从亲吾之父推到天下人之父，亲吾之兄推到天下人之兄，接下来是君臣、夫妇、朋友，“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⑦。 　　也正因为如此，阳明凡议及墨子处就不是只有批评，通常他都相对肯定了墨子之所长。这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阳明认为墨子的兼爱是“行仁而过”，并将孟子对无父无君的“禽兽”的指斥，划归到“其流之弊”⑧上。当然，这可以说是继承了宋儒的观点。⑨进而，他把“今日之崇尚朱说”比之于孟子当时的“天下之尊信杨墨”。按此逻辑，他应用于朱子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未必不可以移植到杨墨身上。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