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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历史视角，丰富人性内涵 　　[摘要]《窃听风暴》讲述了一名前东德国家安全局特工在监听一名文化人士时，由窃听者转变为保护者的故事。影片采取了独特的历史视角，通过窃听者和被窃听者两个个体之间曲折的命运交错，展现了在冷战时期人人自危的禁言时代里，人们对美好人性的渴望与皈依。 　　[关键词]历史视角；人性内涵；善恶抉择 　　 　　《窃听风暴》作为年仅33岁的导演兼编剧弗洛瑞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克的电影处女作，此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欧美影坛各项大奖，其中含金量最重的有2006年德国国家电影“金萝拉奖”，欧洲电影年度最佳影片奖200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第32届洛杉矶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以及第64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窃听风暴》客观再现了冷战期间前东德国安局监控下的白色恐怖的政治氛围，通过窃听者与被窃听者的心灵历程的转变，表现出在一个禁言的时代，人的本性的冲突和回归。影片把政治的悬念和人性的自我完善放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去读解，凸现复杂命题中的复杂角色。在对历史开放式的回溯中，以个体之命运审视曾经的民族之痛，反思过往的荒谬和缺憾。 　　《窃听风暴》（das Leben der anderen）的片名直译为“他人的生活”，蕴含了双重的含义：一是特工维斯勒在窃听剧作家德莱曼的过程中直击了一种他为之陌生的生活，这种生活所包含的热烈丰富的情感打开了他的人性空间。从广义而言，此片名代表了以德莱曼为代表的普通民众对一种民主自由的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影片的剧情如下：代号为“斯塔西7号”的秘密警察维斯勒奉命对文化人士德莱曼展开窃听调查。个人生活几乎是空白的维斯勒在窃听他人生活的过程中所持有的守则与信仰发生了质变。他目睹了德莱曼的恋人，一位优秀的戏剧演员，不得已屈从了文化部长的欲求；倾听到德莱曼为他的以死抗争强权的朋友所奏出的悲愤之音；见证了德莱曼从忍耐退让到奋起反击的转变过程。窃听者维斯勒逐渐成为践行公理的参与者和维护正义的保护者。在搜查德莱曼用于撰写东德自杀者现状的调查报告的“罪证”打字机的关键时刻，他出手相救，抢先一步转移了打字机，不仅使得剧作家躲过一场劫难，也使得自己人性得以拯救。柏林墙推翻以后，德莱曼通过解密档案知道了维斯勒为他所做的一切，咫尺之遥，却并未予以相认。两年之后，德莱曼写下了《好人奏鸣曲》一书，献给“斯塔西7号”。已是一名普通送信员的维斯勒买下了这本书，作为给自己在艰难岁月里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与正义的褒扬。影片获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导演多纳斯马克采取了独辟蹊径的历史切入点，用一种与以往不同的视角讲述冷战时期人们的危难之境，在主人公的形象塑造上更是别具匠心，从一个特殊制度下的特殊人物的思想经历的转变中勾勒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性的温暖与光辉。 　　一、独特的历史视角 　　《窃听风暴》在人云亦云的德国怀旧电影潮流中异军突起，除了电影本身的优异品质外，其独特的历史视――即像德意志民族面对二战所表现的真诚立场那样，去正视前东德政府曾有过的错误，也给观众带来了深深的触动和思考。柏林墙被推翻的十余年间，德国电影人努力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治象征物上寻找创作的灵感与源泉，但描绘昔日民主德国的电影总是被蒙上怀旧的温柔面纱。最初的两部电影还算有所作为。《阳光林荫道》旨在说明前东德并不是像在前西德人的援助情结中一贯认为的那样，一切都比前西德糟糕；《像我们一样的英雄》由于其影射前东德著名女作家柯丽斯塔?沃尔夫而颇具讽刺意味，并被视为破除柏林墙倒塌神话的初次尝试。2003年的轻喜剧《再见，列宁！》使得德国影坛的怀旧风潮达到顶点。它描绘了一个青年千方百计地试图向其刚从长期昏迷中苏醒的母亲隐瞒柏林墙倒塌之事。凭借简单化的叙事策略，奇特的娱乐效果，用一种落日余辉的温情，不伤筋骨的调侃，将一段沉重的历史轻轻带过。在今天的德国，这种盛行的、看似猎奇的、逆历史潮流的复杂情绪远远超出了电影的范畴，人们称之为“Ostalgie”（在德语里Ostalgie是由Nostalgie思乡、怀旧衍生的一个新词，Osten指东方）。新锐导演多纳斯马克却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关注视点，通过对1985年底的政治背景阐述，展示了冷战时期前东德政府不为人所提及的另一面。他的作品亦非纯粹的教化，故事情节起伏跌宕，人物情感收放自如，在一种含蓄、克制的节奏中诠释了爱情和权力、自由和背叛、艺术和政治、生存与死亡等人生重要命题。可以说，《窃听风暴》要比《阳光林荫道》的政治色彩浓厚，比《再见，列宁！》富有哲学理念，比《柏林在德国》更具有讽刺性。 　　《窃听风暴》是电影史上第一部曝光前东德国家安全部门“斯塔西”所作所为的影片，两德统一以后的10几年里，对“斯塔西”的评价一直未公开提及过，前东德公民对过往的历史怀有矛盾的态度，凡是对前东德政权的批评都被认为伤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