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运大改一个企业在时代里体温变化.docVIP

煤运大改一个企业在时代里体温变化 　　在一个煤炭产量占了全国三分之一的省份，必然会生长起一些专门为煤炭而生的企业。这种产生的条件注定了企业与煤炭的荣辱与共，同时也在这种荣辱与共中衍生出独属于这个企业的质感和个性。这就使它在企业的生态圈里多少形成一个独立的小生态圈遵守着自己的规则。但气候改变的时候，这些生态圈仍然会调节自己的体温。这样的省份只有山西，而这样的企业必定是独一无二的煤运公司。 　　其实第一煤炭大省山西一直未能掌握煤炭行业的话语权。储量和产量都占全国1/3，外运量占全国省际外调量75％以上，山西本该轻易扼住煤炭业的咽喉，但时至今日，在与电力、铁路等企业的博弈中，山西煤炭行业却始终处于下风。山西自己估算，从1981年到2000年，煤炭价格与价值的背离使山西流失了1200亿元。山西历任领导班子都试图改变这种状态。现在，他们的思路是，资源整合实现生产七的集中，改革流通体制实现销售上的集中，组建一批大集团实现生产与销售的双重集中。 　　山西省煤炭运销总公司是实现这一思路的关键环节，它已被省政府列入大集团战略的第一方阵。这家公司曾经控制了山西煤炭销售的半壁江山，还拥有2792万吨的煤炭生产能力，是仅次于神华与中煤这两家中央企业的中国第三大煤业公司。按照设想，煤运总公司要集中2.7亿吨山西煤炭进行销售，比目前世界第一大煤炭生产商掌控的煤炭还要多。 　　但是，要实现这一构想，山西必须破解困扰了自己20年的煤炭流通体制难题。 　　 　　煤运的前世今生 　　 　　煤运从开始就带着浓重的时代味和山西味。它在20年间演绎出了惊人的财富神话，荣登全球企业500强，却又在20年间饱受诟病。这个企业从出生就是惹人注目的，特别引人争议的是煤运公司的体制和其多重的身份。身为企业性质，却承担了政府赋予的收费职能，并以此为主业。未能作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形成较强核心竞争力，特别是人权、事权、产权相脱节，又是涉及省、市、县三级利益的多元主体，产权关系不明晰，历史包袱、人员负担沉重。所以随着煤炭能源基金政策的调整和煤炭销售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煤运的生存和发展必然面临严峻考验。用省国资委主任张崇慧的话来说，“以我的理解，煤运公司是煤矿的上帝。比如讲做实销售，讲了多少年，到现在为止，销售也没有做实。而我们有相当数量是别人来做销售，我们只是收收费”。省煤炭运销总公司原总经理张根虎也曾忧虑不已：取消能源基金后，公司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如果再丧失机遇，不能成功转型，若干年后，资源控有量日渐衰减，市场份额日趋缩小，煤运公司不仅可能被边缘化，甚至有搁浅沉船的风险。 　　山西煤炭流通体制改革的尝试始于20年前。山西省煤炭运销总公司(简称煤运公司)正是那次尝试的产物。1980年代初，中央提出“有水快流”、“大中小矿一起上”后，突然多起来的煤炭冲击着原来计划经济中的价格，并扰乱了以前的稳定。为了能将煤炭拉出省，人千方百计用各种手段到铁路上报计划、争车皮；而为了能将煤炭卖出去，许多成本低廉的乡镇矿竞相压价，使得国有矿一片抱怨，不少人也为“山西煤卖不起价”而可惜，建立一个统一协调的管理部门的呼声越来越高。 　　1983年，煤运公司应运而生，管理层由省煤炭厅和市县煤炭局等部门抽人组成。在山西省经委当年给省政府的报告中，这是一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由省经委直接管理，同时接受煤炭部业务指导的地方煤矿的联营企业，山西希望它能掌管省内所有地方煤矿的销售，一个声音对外。从此，在山西地方煤炭出省路途上，这个联营企业一夫当关。它负责统一计划运输和销售、管理全省煤炭发运站(统配矿除外)、组织汽车外运出省、办理货款结算。在后来，这个“五统一”被进一步明确概括为“统一合同、统一票据、统一价格、统一结算、统一调度”，这些权力让煤运公司即使是在煤炭市场最小景气之时，依然能活得滋润。不仅如此，煤运公司的先天优势还让它赢得了另一份美差。 　　1986年，原本由国务院以煤代油办公室发放的一笔补贴，改为南山西对地方煤矿的出省煤收取能源基地建设基金，每吨煤20元(1989年后增加了煤炭生产补贴款和专项维简费后，增加到35元)。天然有征收之便的煤运公司顺理成章被省里选中负责征收，因为按照此前的规定，每笔煤炭货款都必经煤运公司之手――它与用户结算后，再转给煤矿。从这以后，煤运公司在出省的每一条路上都设立了众多的检查站。 　　 　　很快，各级煤运的员工人数就超过了4万人，要知道建立之初它的总公司编制为80人、地市分公司40人、县公司仅10―20人。征收成本因而一路飙升，据说到现在已经占所收资金的20％。不过煤运对此不在意，因为对它的考核从来都只以所征收的能源基金总数为指标。这些能源基金通常上交省、市、县后由各级财政按比例分成，而煤运的收入则来自2.5％的服务费，以及多完成年初指标后的奖励。到去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