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繁生动女性世界.docVIP

纷繁生动女性世界 　　张爱玲的小说以言情为主。她笔下的女性鲜活而生动。男女之情是贯穿她全部创作的一条主线，她不象一般的新文学作家要么把恋爱提升到浪漫理想的境界中来肯定，要么试图在社会意义上寻求合理性进而将所有的冲突归结到外界因素上去，她所着力表现的不是恋爱者超凡脱俗的一面，而恰恰是他们凡俗的一面。在她看来，惟有人世的，才是更真实的。 　　首先，张爱玲的女性观与其思想文化品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她的女性观就是拒绝简单的男性和女性，拒绝女性的神化和丑化，在风俗的生活中揭示出女性最基本的、最平实的生存本相，为读者提供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女性，是张爱玲笔下塑造得最成功最有特色的形象。虽然新文化运动使许多女性有了追求个性解放的意识，但她们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在以男性为主的社会中，悲剧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独特的生活经历使她对女性有独特的认识。 　　童年生活的不幸，父爱和母爱的残缺。使她对家庭和亲人产生了绝望的感情，融入现实社会的茫然，使她对生命的意义也产生了疑问，对生命的黯淡与苍凉有了更加切实的体验，从而形成了深深的悲剧意识。正是这样的生存境遇和人生遭际，张爱玲把一个人世挑剔者的情感顽强地投射在她的小说创作中，她笔下的女性少有中国女性特有的柔和、宽厚和温爱，而多表现人性中的种种丑恶和肮脏，借此传达和渲泄她对那个冷酷现实生活的不满。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没有正常的母爱，父爱。即使有，也是畸形的：《琉璃瓦》中的姚先生，利用七个女儿的婚姻达到自己的目的；《心经》里许小寒的父亲对女儿的“爱”让人心生寒意：《金锁记》曹七巧的母爱套着黄金枷锁；《多少恨》里的父亲为了自己的放荡生活劝女儿去做姨太太；《花凋》里川娥的母亲为了怕给女儿治病暴露了私房钱便忍心看着女儿渐渐死去；《创世纪》里的匡仰彝说：“真要到那时候，我两个大点的女儿，让她们去做舞女。那还不容易!”这种冷漠虚伪的亲情无不带着张爱玲生活的烙印。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种生命体验正是张爱玲少女时代荒凉无奈的经验世界。也是张爱玲在构建小说世界之前形成的基本心态。 　　 　　一、对女性形象的剖析 　　 　　张爱玲以敏锐的目光认识到依赖性和屈从性是女性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她笔下的女性大多挣扎在封建婚姻下。张爱玲善于挖掘人物的心理，她笔下的女性都具有很强的心理深度，透过她的剖析。我们看到：在罪恶的社会现实面前白流苏、曹七巧、葛薇龙、郭凤、霓喜这些女性，尽管出身不同，但最终都成了封建婚姻制度和金钱威力下的牺牲品。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一直以嫁人为目标，她认为：婚姻是一种保障。能赐予她经济上的安全。于是她和范柳原就有了一场真真假假、若即若离、费尽心机的爱情游戏。虽然一座城市的倾覆成全了她的婚姻，但多欲的人生哪有胜利而言呢? 　　《留情》中的敦凤出身于旧式的家庭，寻找一个能给予她饮食依靠的男人就是她生活的全部目的。一纸婚书维系着她与丈夫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 　　《连环套》中的霓喜，十四岁被养母卖到香港，几十年里共与三个男人姘居，却三次遭到遗弃。霓喜自以为凭借自己的美丽便可以过上安稳的生活，希望通过婚姻改变命运，但最终还是遭到遗弃。 　　张爱玲站在女性的角度去剖析女性，她看到的是纷繁俗世中的辛酸无奈，是无法改变的女性对男性的依赖，这正是女性难以逃脱悲剧命运的根源。 　　张爱玲笔下的婚姻总是这般苦涩。总的来说，这些女性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婚姻作为自己最终的生活方式，这也是时代为女性所作的选择。但是，由于社会和自身的局限，张爱玲并没有指出女人除婚姻以外的出路。 　　 　　二、对扭曲的女性形象的剖析 　　 　　在张爱玲的笔下，此类形象很多，如《心经》中的许小寒，她不允许其他女性对自己的父亲有一丝好感，甚至对自己的母亲也采取了敌视的态度，这种恋父情结是一种扭曲的心态。 　　张爱玲对女性心理挖掘最深刻，最触目惊心的当推《金锁记》。这是一个人性变态和人性异化的故事，是一部关于黄金和情欲的心理传奇。张爱玲对人性、对爱的否定，是她塑造曹七巧这一形象的心理感情基础。姜家二爷由于患骨痨，娶了门不当户不对的曹七巧。熬了半辈子，“夫死公亡”，七巧分得一大笔财产。为了守住这金钱，她拒绝了所爱的小叔子季泽的暗示，在性压抑、性苦闷中煎熬，导致心灵的扭曲和变态。情欲和金钱欲及其矛盾是七巧性格的深层结构也决定了她的悲剧命运。 　　曹七巧的欲望首先是情欲。由于丈夫的疾病，她的情欲无法得到满足。为了满足情欲，她觊觎三少爷姜季泽，作品一开始就写了她对姜季泽的欲望。她和姜季泽打情骂俏，眉来眼去。她坐在姜季泽的椅子角上，把手贴在姜季泽的腿上，蹲在地上假装痛苦，希望姜季泽同情他。甚至说：“我就不懂。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这里曹七巧更多的是令人同情。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