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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结构转型与社区公共服务发展 　　[摘　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的社会群体不断增多，新的社会问题大量增加，新的社会事务日益出现。中国的社会转型一方面带来了社会职能的日渐分化，另一方面也使得大量的社会问题沉淀于社区基层。因此，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整合和重构的一个重要栽体，探索其治理结构的转型和公共服务的发展对于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具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社区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4―0076―03 　　 　　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的社会群体不断增多，新的社会问题大量增加，新的社会事务日益出现。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单位制逐渐解体，取而代之的是社区制的形成。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整合和重构的一个重要载体，其治理结构的转型和公共服务的发展对于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的历史背景 　　 　　(一)社会转型与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 　　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社会学术语，意指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说得具体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性社会转型。中国的社会学者在谈论“中国社会转型”时，往往重点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即中国社会转型是社会主义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也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以及更加现代的转型变迁过程。 　　马西恒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在事实上从促进社会分化转向了实现社会整合，而从我国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进程来看，中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则为社会结构分化后的重新整合提供了黏合剂。1986年国家民政部率先倡导在城市基层开展以民政对象为主体的社区服务，社区概念第一次进人中国政府管理的视野。随着社区服务对象由民政对象扩展到社区居民，民政部在1991年提出了“社区建设”的发展思路，强调国家减少干预，公民通过自助、互助和他助，发展居住地域的服务与管理等，使居民增加情感归属和认同，逐步实现社区自治。同年，民政部于杭州召开的全国城市社区建设实验区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明确指出，社区建设的运行机制可以概括为：党委领导、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街道居委会主办、社会各方面支持、群众广泛参与。2000年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更是为和谐社区的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 　　总之，随着社区建设的深入，中国的社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中介体和网络组织，政府、居民、社团、专业性组织等各种社区治理主体开始面对面地接触，并相互发生作用，围绕着社区治理中政府、社会、社区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学术界在总结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种社区治理结构模式，即；政府主导型的强政府治理结构、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的“小政府、大社会”的自治型的治理结构、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混合型的治理结构。这三种治理模式都表明了中国的社区建设过程既不是行政化过程，也不是简单的社区化过程，而是在社区功能逐渐内化的同时，政府将行政权威推广到社区空间中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并将各种资源进行整合和利用，以解决我国社会转型期社区建设资源不足的现实问题。 　　 　　(二)单位制的解体与社区制的形成 　　有关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理论一般是从单位制的解体开始的，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转型一方面带来了社会职能的日渐分化，另一方面也使得大量的社会问题沉淀于社区基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依靠行政权力垄断所有资源，“单位”成为所有资源的载体，个人完全依附单位，单位为职工提供住房及其他社区服务与管理，成为兼具社区功能的特殊的企业组织。导致国家、单位和个人之间形成这种依附与庇护的关系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体系属于再分配体制，所有的资源都由国家来统一分配，单位的资源来源于国家，但国家再分配的功能也必须依赖于单位制来实现。 　　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长期高度集中的一元化传统社会体制也随之解体，单位制的解体导致了社会成员对原有单位的依附性减弱，教育、后勤服务、娱乐、交往、医疗等社会事务和各种服务逐渐从单位剥离出来，市场经济带来的体制外群体的出现，流动人口的迅速增加，工作单位与居住地的分离等等方面的原因都加速了社会成员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变迁过程。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人”有一个共同属性就是：他们不再一定依附于某个单位，但都归属于所生活和居住的社区。这样，社区便作为一级组织突显出来，取代原来的单位组织而成为国家与社会的连接点。由单位转移出来的社会事务和各种服务，逐渐由社区中的基层组织、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