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中国近代史上金融革命.docVIP

票号中国近代史上金融革命 　　 　　两百年前，叱咤满清王朝商界的晋商，号称“海内最富”。他们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清朝中叶，晋商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随着清朝的没落、民国的衰败，那段辉煌的里程，已经从战乱的硝烟中渐渐淡去，而一部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拂去岁月的尘埃，将人们的视线重新吸引了过去。 　　山西平遥西裕成颜料庄大掌柜雷履泰，中等身材，脑门宽阔，一看便知道是个很有头脑的生意人。在他的精心打理下，颜料庄的业务蒸蒸日上，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操办大事，十里八乡的百姓都喜欢到西裕成来购买颜料，这里的颜料成色好分量足，染出来的布匹色泽光鲜。按理说，生意兴隆应该是店家最开心的事情，但这一阵雷履泰却心事重重。大掌柜为何整日愁眉不展，伙计们也能猜出个七八层来数了。原来店里的货源出了点差池，眼见着就要“断炊”了，常言道：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这可愁坏了雷履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思来想去，还是个信用问题。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等战乱遗留的问题一直没能够扫清，运银道路时常被阻断，而且运现风险很大，一般镖局难以承担重任，一单生意经常是久拖不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雷履泰已经琢磨了好长时间，也头疼了很长时间。 　　这一天，一个穿着讲究的妇女来买颜料，蛮开心的样子，雷履泰一眼就看出，她一定是为办喜事而来，便吩咐伙计上前接待。妇女张口就问：你们掌柜的在不在？口气很不一般。雷履泰不紧不慢从里屋踱出来，迎上前去。那妇女一看来者有些气度，知道是个能说话的主，就和雷履泰唠开了。她说了半天，雷履泰才弄明白，她是要买一批上好的颜料给女儿做嫁衣用，但按当地规矩应此类物件当由男方置办。可是男方家境不宽，为筹办婚礼已经倾囊而出，再难承受女方的其他要求。这个要面子的妇女于是想出个办法，由她先付银两，男方来取货，多存少补。雷履泰说，这好办，你先看看货色，大致定下规格和数量，余下的由我来办，小店包你满意，而且此事保密绝不外传。那妇女定了货付了银两，收下单据，高高兴兴地走了。妇女一走，雷履泰像悟到什么似的，猛然大叫一声：好啊！他这一叫吓了伙计们一跳，一个个面面相觑。谁也猜不到，那妇女的置货方式触动了他的神经，一个破天荒的念头在雷履泰的脑子里萌发了。汇兑！让各地的钱庄联起手来，不就解决了运现困难的问题了吗？！雷履泰立即将这一想法报告了东家。 　　经过一段时间筹备，道光三年(1823年)，中国第一家私人金融机构，取义“如日初升，繁荣昌盛”的日升昌票号诞生了。日升昌票号成立后，营业繁荣，业务发展迅速，到道光三十年（1850）已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清江浦（在江苏）、济南、张家口、天津、河口（在江西）18个城镇建立了分号，到光绪十二年（1886）后又陆续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五城镇增设五个分号。据日升昌在北京等14个分号统计，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个账期即获利583762银两。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晋商纷纷效尤开办票号。很快形成的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均在山西境内），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票号业务。民国政府财政部长、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就是太谷人氏。 　　 　　票号的出现，给各地晋商的生意带来了极大便利，其业务也因此如星火燎原，迅速扩大。在山西票号的影响下，从同治年起，江浙人也开始建立票号，如人称“红顶商人”的浙江钱塘人胡光墉（雪岩）在同治二年（1863）建立了阜康票号。云南人李氏在光绪初建立了天顺祥票号。江苏洞庭商人严信厚在光绪九年（1883）建立了源丰润票号，时人把江南人开办的票号称为“南帮票号”。但这时的票号仅仅只是民间资金的流动，并未获得官方认可。太平天国起义，使得南方各省向京城的运银道路被切断，票号的机会来了，汇兑官款的大笔生意以瞒上不瞒下的方式拉开了“阵线”。不言而喻，此时中国商界对票号的依赖愈来愈重了。尽管清政府一度强令禁止票号汇兑官款，但这道圣旨犹如白条。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清政府为解《辛丑条约》赔款的燃眉之急，已经顾不上原来的禁令。事实上，正是在封建政权的特许之下――由于赔款所需的大宗汇兑，票号的生意才得以走向高峰。 　　“日升昌”终于迎来它扬眉吐气的一天。鉴于票号为国家筹集银两有功，光绪皇帝亲赐匾额，上书四个大字：汇通天下。此后官家借助票号周转银两，就成了合理合法的生意，票号与政界也有了许多私下往来。光绪十三年（1887），以李鸿章为后台的中国